路上遇到跌倒的老人，想做好事又怕被陷害——11月2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發布《深圳經濟特區公民救助行為保護條例(征求意見稿)》，明確了救助過程中的舉證規則、免責原則以及損害待遇。(11月29日《南方都市報》)

　　見義勇為，萬一發生不良后果怎么辦？救助他人，遇到糾紛自己沒有證據、有口難辯怎么辦？深圳擬立法規定對助人行為免責給出了明確的答案：救助人提供救助行為，除存在重大過失，對救助行為的后果不承擔法律責任。

　　要讓好人不沉默，除了良心和道德作用外，更要給好人以法律支撐。在筆者看來，深圳擬立法規定助人行為免責的用意顯然在此。并且，這種做法國外也有先例可循，也符合輿論的期待。如加拿大安大略省2001年頒布的《見義勇為法》規定，“無論習慣法如何規定，自愿且不求獎勵報酬的個人，不必為施救過程中因疏忽或不作為所造成的傷害承擔責任。”其目的是為打消施救者的顧慮，防止他們事后成為被告。可以看出，深圳的做法具有針對性和現實價值。

　　但問題的關鍵是，這種做法無可挑剔嗎？有網友給出了憂慮：這種未經多方反復論證的跟風式立法可能會引發新的問題。比如先用車把你撞傷，然后送你到醫院，當你指證是他把你撞傷時，再說是你誣陷，讓你受傷又賠錢。這當然是一種推理，但是，如果真出現了這種情況，我們又該怎么辦呢？

　　因此，在筆者看來，要消除反咬救助者現象和鼓勵人們積極救助而不是漠然對待，需要為之提供相應的制度環境，特別是軟環境。一是消除公民的后顧之憂，二是提供有利的保障。不難看出，立法僅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方面。

　　進一步說，結合公眾不敢救助和擔心被反咬的情景，我們發現，公眾越冷漠，受害者越絕望，冷漠病就越肆無忌憚。但要認識到，隱藏其中的既有公共救助機制的問題、公共物品提供的問題，又有社會責任、個體道德的問題，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朱四倍 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