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8點，我們開車從云南景洪出發，一路向北，在群山中穿行，已經走了10個小時，終于到了哀牢山下。

　　天色漸黑，我們沒在景東縣城停留，連夜上山。山路蜿蜒而顛簸，上哀牢山并不像金庸筆下那么浪漫，反而是美國邁阿密大學那位教授的形容更加貼切——“這條路比迪斯尼的過山車還要刺激”。

　　在3個小時的上山路上，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劉的這句話：“你可能會覺得上山的路很爛，其實我得說，這是30年以來最好的路。現在有一半是柏油路，只有20多公里土路，還是修整過的。要在前幾年，別說3小時，咱們就是一整天可能都到不了站上。那時是坑塘路，陷車是常事，大伙在推拉中折騰個一天兩天都正常。”

　　老劉叫劉玉洪，是我們要去的中科院哀牢山亞熱帶森林生態系統研究站的常務副站長。1981年，年僅24歲的他來到了哀牢山，參與生態站的組建。時光荏苒，一位風華正茂的青年變成了年過五旬的老人，他與哀牢山轉眼已相伴了30年。

　　“這片林子好啊。當年吳征鎰院士帶我們來選址，看到這么好的一片森林，發起建立了生態站，后來設立了保護區。”

　　縱貫云南中部的哀牢山，是我國云貴高原、橫斷山地和青藏高原三大自然地理區域的結合部，是多種生物區系地理成分薈萃之地，保存著我國亞熱帶地區面積最大的常綠闊葉林，物種豐富，構成了一個原始、和諧、完整的森林生態系統，是世界罕有的綠色寶庫和天然物種基因庫，也是開展科學研究的理想場所。

　　“2000年前，生態站的條件一直很艱苦，幾間帳篷，幾間房子，幾個人，我們差點撐不下去。”老劉告訴我，“2000年的時候，我們入選中科院西南知識創新基地，之后10年，是跨越式發展。2002年，我們加入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CERN）；2005年，我們被科技部批準進入國家野外觀測研究站；如今，我們已經是具有世界水平的綜合生態站了。”

　　和老劉一路聊著，我們到了生態站，此時已是晚上10點。生態站麻雀雖小，功能齊全。房屋總建筑面積近2000平方米，有辦公室、實驗室、客房、餐廳和娛樂室，有10兆的寬帶能夠上網，有遠程視頻會議系統，還有2臺越野車，能夠同時接待20多名科學家和研究生到站工作。

　　“這里海拔2450米，以前這里冬天很難過，冷啊，現在有了電褥子，好過了。”

　　第二天清晨，我跟隨幾名科學家進入原始森林。在森林中，生態站建立了7個觀測樣地，要經常進行水文、土壤、大氣和生物等學科的生態監測，有些數據是隔幾天采集，有些數據則需要每天采集。對于四五十種重點植物，需要做物候觀測，植物發芽、開花、結果，整個生命過程都要做詳細監測，有些監測將持續幾十年。

　　只跟科學家跑了兩個樣地，時間就過去了半天。在一片特別茂密的林子中，矗立著一座30米多高的觀測鐵塔，塔上有許多監測裝置。在一名科學家的帶領下，我跟著爬上了塔頂。攀爬過程持續了20分鐘，那是畢生難忘的20分鐘。沒有任何保護，這30米感覺比30層樓還要高，往上爬，心怦怦直跳。

　　塔頂安裝了一套數據采集和攝像系統，觀測情況可以實時傳到昆明和北京，由此可以實現碳水通量數據的采集、傳輸、監控的自動化，獲取連續的碳循環觀測數據集和視頻監控數據集。鐵塔的不同高度和附近地下還裝置了測量熱通量、水汽通量、太陽輻射、林冠表溫、大氣壓等要素的傳感器。通過這些傳感器，可以研究在區域氣候變暖情景下亞熱帶山地常綠闊葉林碳匯源效應的響應機制。

　　30年來，科研人員的不懈堅持結出了累累碩果。不僅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生態學基礎資料，還通過對這些資料的整理和分析，發表了近300篇研究論文，出版專著6部，并培養了30多個碩士、20多個博士，接待了美、德、加等20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前來科考。

　　不僅如此，在生態站堅持30年的劉玉洪還獲得了當地人民的認可。“這不僅是對我個人的褒獎，其實更是對我們幾代哀牢山科研人員的認可。”劉玉洪說，“我們其實還有更大的夢想，我們不僅想守護好這片林子，我們下一個目標是幫助景東建立一個世界級的亞熱帶植物園，這項工作已經展開，相信在不久的未來一定能夠實現。”（記者趙亞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