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9日，習近平在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時指出，“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56個民族，13億人口，了解中國要切忌‘盲人摸象’。……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多的人民，這么復雜的國情，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有‘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態度。”十八大以來三年多的國家治理發展進程彰顯出：“大國治理戰略”是一以貫之于習近平全部治國理政實踐的核心思想和理念，是指導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工作取得一系列新成就的總的出發點和立足點。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在治國理政新的實踐中，習近平站在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維度，把握時代脈搏，順乎民心民意，洞察國內外發展大勢，掌舵中國巨輪行穩致遠，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這些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既是既往政治實踐的科學總結，又是現實大國治理的實際需要；既是“若烹小鮮”之“治大國”理念的思想衍生，又是國家發展的理論指南。

　　習近平大國治理戰略思想體現為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刻思考，即對大國治理之戰略方向、戰略布局、戰略基礎、戰略關鍵、戰略力量、戰略引擎、戰略方位等方面的深切考量及由“治大國若烹小鮮”之理念而來的精心實施，既是其個人執政理念——“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之具體化，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大國治理方略的集中體現。習近平大國治理戰略思想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有機統一，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大國治理哲學思想之精髓，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發展，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

　　戰略方向：中國夢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率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第一次闡釋了“中國夢”的概念。他說：“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他還特別強調，這個夢想“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中國夢的提出，以及與不同國家民族夢的對接，既是為了讓世界人民充分了解中國的發展現狀、中國人民的奮斗目標及其所需要的發展環境，也是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大國治理的目標追求。

　　我們的奮斗目標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形象地把這個目標概括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為擁有13億多人口的國家，我們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這是歷史性的成就。同時，我們也清醒認識到，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經濟總量雖大，但除以13億多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讓13億多人都過上好日子，還需要進行長期艱苦努力。中國夢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執政自信的充分體現。分兩步走實現中國夢，不僅關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和公信力，更關乎中華民族能否抓住機遇實現自強自立，使古老的中華文明重新煥發奪目的光輝，為人類的不斷探索前進提供文明的光照。中國夢的提出，不僅道出了中華兒女藏之于胸的美好愿望，也成為凝心聚智共同奮斗的目標。習近平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

　　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習近平在闡述中國夢時，十分強調民族、國家、人民三個主體因素的有機結合。他指出，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他特別強調：“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

　　中國夢把全國各族人民緊緊地凝聚在了一起，13億人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匯集起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為實現共同夢想而奮斗。習近平指出：“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他語氣平和而堅定：“我堅信，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

　　在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面臨著想象不到的困難和風險。習近平深刻指出：“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我們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們的基本國情。在這個階段，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如何發展為誰發展是發展的核心要素。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

　　習近平指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全面深刻地回答了如何發展的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刻地回答了為誰發展的問題。

　　當前，雖然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深化改革開放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一些領域存在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現象；一些干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不強，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

　　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習近平強調，這就要求我們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膽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敢于擔當，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步子要穩，就是方向一定要準，行駛一定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膽子要大，就是要在既有改革成就基礎之上，集全黨智慧、匯全民之力，做好頂層設計，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以刮骨療毒之勇氣實施全面改革，無畏無懼，打一場新的改革攻堅戰。步子要穩，就是要深入實施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較為完善的制度保障、領導保障，保障改革事業的穩定和順利。 （下轉4版）

　　習近平強調，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這是“四個全面”作為重大戰略布局的意義所在。習近平指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是我們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是事關黨和國家長遠發展的總戰略。推進“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一定要緊緊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戰略目標不動搖，緊緊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三個戰略舉措不放松，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戰略基礎：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

　　近代以來，中國成為各種力量的角逐地，各種制度的試驗田。最終，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才成就了今日之中國——一只已經覺醒的、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把中國比喻成一頭睡獅的拿破侖曾說，“人是根本無法決定未來的，只有體制才能決定一國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需要不斷完善。十八大強調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十八屆四中全會則把如何從法治上為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制度化方案作為主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第一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十八屆五中全會更是把堅持依法治國作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因為“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從十八大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再到五中全會，制度建設層層遞進，一步步落到實處。

　　習近平把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當前面臨的且必須承擔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他強調：“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習近平特別強調制度建設要適合本國國情，強調制度的本土性。新發展經濟學極其重視轉型國家歷史文化傳承所產生的路徑依賴對制度粘性的決定性作用，在別國適合的東西移植過來未必適合本國國情，制度也有一個水土不服的問題，這已經成為新發展經濟學的共識。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五個朝代——漢、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總結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國內一些學者關于政治制度特別是憲政法治的認知，多囿于西方話語體系而不能自拔。一談憲政，言必稱三權分立、多黨競選、一人一票；論及政治轉型，則以西式民主為不二典范，唯其馬首是瞻。

　　習近平特別強調我們這樣一個實際上正處于歷史轉折期的大國在選擇國家治理體系時需要更加注重民族精神血脈和歷史精神的延續。他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他還指出：“一個國家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并引用清代思想家魏源的話說，“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更是一針見血：“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么辦？”他緊接著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過去和現在一直生長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之中，未來要繼續茁壯成長，也必須深深扎根于中國的社會土壤。”

　　戰略關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

　　美國史學家羅伯特·帕斯特在《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云》中說：20世紀初，中國是國際政治的對象而不是角色；隨著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才有了20世紀第一個統一的機會；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成了世界舞臺上的一個角色。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擔負著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習近平指出，“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又全面深刻地提出了一個嶄新論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這是對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豐富與發展，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發展的新概括。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在其得到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內的諸多頂尖學者廣泛贊譽的巨著《21世紀資本論》中，用翔實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對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惡化的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嚴重質疑。

　　市場經濟需要外部制衡的力量，這一力量必須來自于以制度為表象的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而必須來自于一個能夠以全體國民之利益為其根本利益而非以內部人控制為特征的執政黨的堅強領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之飛速發展，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法治建設的不斷提速所帶來的令人鼓舞的績效和預期以及穩定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執政黨。

　　塞繆爾·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是兩個獨立的目標，一個方面的進步未必就同另一方面的進步有關。”他還指出，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表明，這兩方面的不協調往往是一個國家政治衰敗和社會解體的根源。梁漱溟在《中國文化的命運》中將“歷久不變的社會，停滯不前的文化”作為中國社會的兩大古怪點之一。早熟的超級穩定的且不可避免日趨朽化的政治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的不同步甚至前者對后者的阻礙，是中國歷史上治亂循環的一大誘因。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并以當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標志成功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自我改革、自我革命、自我實現機制，這為中國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共生并行提供了堅強制度保障。改革開放以來的各項成就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這也是習近平響亮宣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的政治自信之實踐來源。

　　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戰勝敵人的重要法寶，也是改革開放中不斷戰勝各種風險挑戰的重要法寶。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把我們黨建設好。”“打鐵還需自身硬”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期我們立下的軍令狀。針對黨的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習近平發出的警告振聾發聵：“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保持黨的肌體健康，始終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也是我們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習近平嚴肅指出：“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怎么辦？習近平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發揮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中的戰略關鍵及核心力量作用，“履行好執政興國的重大職責，必須依據黨章從嚴治黨、依據憲法治國理政”。

　　習近平還特別強調，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并實現全面建成小康這一階段性戰略目標，要緊緊依靠中國共產黨這個戰略關鍵；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干部要不斷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經常、主動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保證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戰略力量：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

　　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八條基本要求。其中的第一條要求，就是“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其核心要義就是“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中深情地說，“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這篇僅1500余字的講話，19次提到“人民”二字，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我成長力量之源的高度認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強調：“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如果我們脫離群眾、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最終也會走向失敗。”習近平特別強調要充分尊重人民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他指出，“我們要珍惜人民給予的權力，用好人民給予的權力，自覺讓人民監督權力，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使我們黨的根基永遠堅如磐石。”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執政黨的堅定目標，也是人民的強烈意愿。習近平一再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所以必須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發揮人民主體性，要緊緊依靠人民，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最后一口飯，做軍糧，最后一塊布，做軍裝，最后一個兒子，送戰場。”為了民族解放和革命勝利，千百萬優秀中華兒女毀家紓難，拋頭顱灑熱血，最終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實現了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建立了新中國。印度學者兼社會活動家阿肖卡·梅塔在評論共產主義在印度毫無市場的原因時曾感慨地指出：“一個大黨不是一天所能建立起來的。在中國，是革命造就了一個偉大的黨。……但是在印度，若想通過正常的途徑形成一個大黨，把分散于50萬個村落中的數百萬人鼓動起來，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正是通過革命，歷史考驗了中國共產黨并賦予其莊嚴使命，人民認同了中國共產黨并追隨她奮斗不息。南湖的小小紅船，歷經風雨，劈波斬浪，最終成長為一艘承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重任的超級巨輪，應時而現應運而生的中國共產黨依靠人民的力量，正滿懷信心地執掌著這艘巨輪駛向復興的彼岸。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始終是我們黨立于不敗之地的強大根基。”

　　發揮人民主體性，要充分尊重人民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必須堅持和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第一次到外地調研，選擇了“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廣東，他在講話中強調，“我們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尊重實踐、尊重創造，鼓勵大膽探索、勇于開拓，聚合各項相關改革協調推進的正能量”。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更是鏗鏘有力地指出：“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改革開放中每一個新生事物的產生和發展，改革開放每一個方面經驗的創造和積累，無不來自億萬人民的實踐和智慧。”

　　發揮人民主體性，要求我們的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一切行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黨清醒地認識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所以，“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終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權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習近平強調指出：“我們黨的執政水平和執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說了算，必須而且只能由人民來評判。人民是我們黨的工作的最高裁決者和最終評判者。”

　　戰略引擎：把創新驅動的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三十余年，創造了世界奇跡，但代價不菲。資源配置錯位、治理模式單一、生態環境惡化、社會結構失衡等，都要求中國經濟必須加快轉型。特別是當下，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復雜嚴峻，全球經濟復蘇曲折乏力，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多重困難和挑戰相互交織，可以說中國經濟不轉型已難以為繼。習近平指出，“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創新上”。所謂經濟轉型，就是要加快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中的一個結論就是，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是世界變化的主要原動力，也是決定大國地位的主要因素。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比較有規律的現象，每一次科技革命總會伴隨著一些國家的崛起。英國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后崛起，德國、美國、日本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崛起，而肇始于美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則同時伴隨著德國、日本的再次崛起，同時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崛起成為世界一支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力量。

　　關于古代帝國衰落的原因，《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給出了簡潔而準確的解釋，“各個古典文明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其生產技術的相對停滯不前，而這種技術水平的停滯狀態則又導致社會生產率長久地保持在較低水平”。中國在16世紀中期以前一直處于世界科技舞臺的中心，但近代以來科技發展卻處于幾乎停滯的狀態。中國近代為什么沒有產生科技革命，這一“李約瑟難題”迄今仍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題，但關于制度的落后對技術進步的阻礙卻是共識。

　　對于為什么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也是習近平一直思考的問題。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加快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讓一切創新源泉充分涌流”。他還形象地指出，“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點燃這個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系。我們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點火系，把創新驅動的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

　　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十八大閉幕不久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習近平就提出了經濟活動中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要求進一步強化創新驅動，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活力和動力；強調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

　　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戰略方位：越是發展就越是需要穩定和平的地區國際環境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可能在任何力量的陰影下成長，也不可能無視周邊環境獨自埋頭發展以至于授人以“搭便車”的把柄。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迅速增長，外部成長空間的自然拓展不可避免會受到反彈和擠壓。國際環境復雜多變，如何抓住稍縱即逝的發展機遇和窗口，盡快實現經濟社會的成功轉軌轉型，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所面臨的重大考驗。

　　20世紀90代中后期以來，做“負責任大國”成為中國對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理論上，負責任大國至少應具備兩個特征：一是兼具強大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即強大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和開放包容具有吸引力及示范作用的制度文化內涵；二是愿意而且有能力維護世界穩定和國際秩序，即具有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公平自由開放的貿易制度、穩定的國際貨幣、國際安全等）的能力。在歷史上，盛世時期的中國曾是東亞地區負責任大國的范例。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作為負責任大國，我們一貫反對“經濟決定論”和極端民族主義，正如習近平所說，“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在穩定發展自身的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為維護和穩定國際秩序奉獻自己的力量。

　　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更好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習近平明確提出三個“更加積極有為”：更加積極有為地維護世界和平，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致力于通過協商談判和平解決爭端；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事務，致力于推動完善國際治理體系，積極推動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發展，堅持正確義利觀，義利并舉、以義為先，促進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特別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自主和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更加凸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使命擔當，為聯通世界發展世界穩定世界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貢獻。

　　習近平高度重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發展和諧友善的國家關系。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們黨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我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習近平指出，“中國最 需要和諧穩定的國內環境與和平安寧的國際環境，任何動蕩和戰爭都不符合中國人民根本利益”。他還強調，中國越是發展，就越需要一個穩定的地區環境與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只有走和平發展道路，才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同時，習近平提出了“兩個機遇轉化論”：“和平發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們能不能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這就需要中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于互利共贏中開拓前進。

　　培育本源的文化自信，開展和睦開放的文明交流，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抓手和重要戰略支點。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中華文化優秀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具有永久的價值魅力，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價值核心，是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交流融合的價值基礎。

　　習近平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擲地有聲：“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中國人民應該有這個信心，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這個信心。”

　　對傳統文化的無比自信和堅定自覺，是攜手臺港澳同胞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共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文化統一場，也是與其他文明開展和睦開放交流的底氣之所在。

　　習近平特別強調文明的交流互鑒，他認為，“只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開源性成就了我們偉大的文化和偉大的民族。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包容的民族更具堅韌的生命力，包容的民族更具強大的文化基因。世界歷史也告訴我們，沖突的誘因只是利益的紛爭而非文明的不同。所謂“文明沖突論”，難免給人留下掩蓋強權霸權之說辭的口實。習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加強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作為活水源頭，既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關鍵之所在，也是構建大國治理良好外部環境的重要抓手和平臺。

　　習近平大國治理戰略思想飽含著對中華傳統文明的溫情與敬意，具有極其厚重的文化底蘊、極其濃郁的民族情懷。作為大國領袖，習近平有奮發進取的歷史擔當，有行穩致遠的歷史耐心，“有為”蘊“無為”之理念，“無為”顯“有為”之方向。其大國治理戰略思想律動著大國脈搏，充盈著大國智慧，洋溢著大國風范，展現著大國情懷；其思想內涵豐富、博大精深，是科學性、人民性和實踐性的有機統一，是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熏陶滋養的自然之果，是全球化未來期望走向所必需的人類文明公約數。習近平大國治理戰略思想理論生成的厚重歷史感與活潑實踐性，其自洽的科學理論體系，無不閃耀著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光輝。

　　新的實踐孕育新的思想，新的思想指引新的實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全面實施習近平大國治理戰略思想，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昂首闊步引領中華文明走向復興之路，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肩負的重大歷史使命。

　　“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這就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就是文明自信。（學習時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