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要堅持“制度自信”。“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所謂國家治理體系，就是指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國家治理能力能否實現現代化，關鍵在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不斷完善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市場治理的制度設計、制度執行，提升制度的質量與有效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逐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很好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吸納和借鑒了人類制度文明的精華，契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強大生命活力。因此公共行政學者不僅有責任解讀和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理念、內涵、價值、體系等，成為堅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守望者；更有義務發揮專業所長，圍繞國家治理體系的結構層次、內在邏輯、影響因素、系統構建等開展前瞻性研究，夯實國家治理體系的理論基礎，成為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推動者。

　　二是要探索“理論創新”。如果說創新是民族進步的動力與靈魂，那么理論創新就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永恒主題與不竭動力，也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必然要求。今日中國經歷的社會轉型與大變革，催生了政治發展與中國行政體制機制的探索性實踐創新。這些實踐探索部分借鑒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公共治理、整體性政府、網絡治理等理論，但卻面臨理論移植中的“水土不服”現象，在迎拒西方理論的兩難選擇之間，外來理論的本土化，本土實踐經驗的理論化需求必將給公共行政的理論創新提供強大動力和豐沃土壤。在這樣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公共行政學者的使命必然是探索中國政治發展與行政改革的“概念群”“問題域”“邏輯鏈”“要素場”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行政學者在協商民主、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等理論探索與創新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如“服務型政府”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本土實踐經驗概念化樣本。她緣起于本世紀初中國地方政府創新行政運行機制，提高行政績效，提升公共服務質量的改革實踐。而實踐經驗的理論升華才是避免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實踐陷入“運動式”宿命的關鍵。

　　我國公共行政學界圍繞服務型政府的概念、內涵、特質、構成要素、理論源流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目前已出版專著10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近1.3萬篇。這些研究成果基本構建了服務型政府的基礎理論體系。

　　關于服務型政府的概念界定主要集中在四個視角：一是價值維度，認為滿足公眾需求，贏得公眾認同是服務型政府的價值取向和合法性基礎；二是關系維度，主要從政民關系視角強調服務型政府的核心是公民權利本位政府義務本位，重視政民互動、公民參與。三是職能維度，認為服務型政府的關鍵在于實現政府職能轉變，核心職能由全能走向有限，管制走向服務；四是功能維度，認為服務型政府就是為社會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

　　關于服務型政府本質內涵認同主要表現為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協同，權力與權利的雙向重構，法制與法治的理性價值，管制與服務的范式轉換。從這個意義上說，服務型政府就是以滿足公共需求，贏得人民滿意為目標，以改革公共服務體制，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為核心，以法治、民主、透明、廉潔、高效行政為手段，以多元主體協同為保障的現代公共治理共同體。

　　關于服務型政府的構成特質基本都是圍繞“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依法行政”的行為準則，“公民參與”的服務路徑，“高效便捷”的服務方式，“公開透明”的服務過程，“民生導向”的服務模式，“違法必究”的行政責任，“人民滿意”的服務目標等展開，這既是共同經驗的體現，也表明中國服務型政府實踐并非“碎片化”的改革，而是一場涉及行政理念、價值目標、運行機制、服務模式的整體變革。

　　然而，盡管中國學者在中國特色公共行政理論創新方面有所貢獻，但仍然面臨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探索，理論的前瞻性、先導性、回應性都有待加強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學習如何思維、學習如何創造、學習如何學習，既成為“仰望星空”的思想者，又成為“扎根現實”的行動者。創新需要問題導向，因為“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創新需要前瞻的目光，正所謂眼界決定境界，境界贏得世界。創新需要打破常規的思維，能夠把與別人相同的聰明用到與眾不同地方。創新需要敢于吃螃蟹的勇氣。有超越，才能感受一覽眾山小的豪情；有勇氣，才能看得到未來并不遙遠。

　　三是要聚焦“中國實踐”。習近平總書記說：“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實踐是理論形成的活水源泉，實踐也是檢驗理論的標準。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踐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于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要構建具有“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公共行政理論體系，聚焦中國行政改革實踐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改革開放30多年，也是中國治理變革實踐探索的30多年。我們“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在公共行政領域，以政府職能轉變、簡政放權為核心的六次機構改革實踐、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實踐、權利清單制度改革實踐等；以推進基層民主實驗為核心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選舉，鄉鎮領導人的“公推公選”、“公推直選”等；以公眾參與為核心的城鄉社區治理模式創新，協商民主實驗等；以提高政府績效為核心的行政效能建設、政府流程再造、行政服務中心建設；以公共服務能力提升為核心的社會政策創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遍及中國各地的行政改革實踐彰顯著中國勇氣、中國智慧。

　　聚焦中國行政改革實踐，盡管有部分借鑒了國外的經驗，但更多的是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潤養。具有鮮明的“中國場域”情節，基本都是對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急需突破的行政障礙與制度瓶頸的行動式回應，重點都是圍繞如何改進政府績效，建設服務型政府；如何保障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如何健全權力制約體系，建設法治政府；如何擴大公眾參與，推動協商民主；體現了國家治理中由一元主體向多元協同，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由法制體系到法治系統，由管制行政向服務行政的脈動規律。這些“中國實踐”，既有原創性、時代性，也有傳承性、民族性，總結和提煉“中國實踐”，有助于彰顯“中國經驗”的世界價值，提升中國對世界制度文明的貢獻力。

　　四是要善于“對話世界”。我們應該自信地看到，中國政治發展與行政改革的實踐經驗當然是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單元。向世界解讀中國實踐、弘揚中國理論，實現中國與世界的雙向政治理解，理應是公共行政學者的責任。

　　一方面我們需要對世界政治文明的學習與吸納，但同時我們更需要在概念移植中關注其落根中國的政治生態，對其是否會存在“排異”現象？另一方面，我們更需要推動“中國治理”走向“全球治理”，更需要世界由“印象中國”走向“真實中國”。要明確何為公共行政理論的“中國特色”？當下哪些公共行政理論具備“中國特色”？也要尋找到中國政治學與世界政治文明有效對話的途徑與方式，以世界能懂的方式講好中國治理的故事。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特色公共行政理論的“走出去”，并不僅僅表現為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與學術交流的國際化，更關鍵是如何讓世界能讀懂中國公共行政，理解和認同“中國特色”。（姜曉萍 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