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23日電（新華社記者楊維漢、陳菲、榮啟涵）重慶南岸區海棠溪街道蜀羽家園是典型的老舊社區，政府想整治，可有群眾覺得應該全由政府掏錢，意見難以統一。

　　２０１４年起，南岸區實施大事政府解決、小事村居委會主導協商、私事由居民自行解決的“三事分流”基層民主議事機制。不久，社區改造達成共識，蜀羽家園面貌一新。

　　近年來，各地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浙江杭州西湖區的城鄉一體社區網絡化治理體系、河南焦作解放區的“３３４”樓院協商治理模式、北京朝陽區的社區“居民提案”等新形式紛紛涌現，社會治理從政府“單打獨斗”變政府主導、群眾共同參與，觸角延伸到“最后一公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化對社會治理規律認識，創新體制機制，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引領，以基層基礎建設為支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平安中國建設打下堅實基礎。

　　從“管”到“治”，一字之變折射國家治理理念提升

　　深入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是建設平安中國的根本途徑，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趙孟營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高度，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理念新要求，闡明了一系列帶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要繼續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努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一字之變”是對現實變化和時代特征的精準把握——

　　當前，我國發展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趙孟營說：“改革開放日益深入，一方面‘單位人’逐步轉變為‘社會人’，另一方面人民群眾的需求也日益復雜化和多元化。在這種宏觀變化面前，單一的政府管制方式難以適應新情況，多元主體共治成為發展趨勢。”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一字之變”彰顯全民共建共享社會治理新理念——

　　經過探索創新，我國社會治理理念由“管理”向“治理”轉變，治理方式從單一行政手段向多種手段并用發展，治理體系從黨委政府“撐船”轉向“掌舵”，努力構建黨政主導、多種主體共同參與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過程就是實現社會善治的過程，政府和社會要各歸其位、各擔其責。”趙孟營說，“這就要求確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命運共同體，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張潤枝認為，相對于社會管理，社會治理理念的最大不同是強調互動與調和，實現社會合力的最大化，使得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積極性、主體性充分發揮，有利于協調各種社會矛盾、平衡不同的利益關系，促進社會發展。

　　“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強社會治理基礎制度建設，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實現社會充滿活力、安定和諧。”“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一字之變”凸顯為民情懷和依法治理——

　　網絡社會悄然興起，社會治理面臨新挑戰、新要求、新期待。強化互聯網管理、打擊網絡違法犯罪維護公民合法權益、形成全社會參與的網絡治理機制……加強全網全程治理，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

　　一個國家各領域基礎性制度建設，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近年來，圍繞公民身份號碼、組織機構代碼、網絡實名、手機實名等制度出臺一系列規定，為加強社會治理基礎性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創新社會治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加快社會治理法治化進程，構建社會行為有預期、管理過程公開、責任界定明晰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說：“法治是一種依法治理的良好社會治理狀態。法治應當是一種社會治理的目標，即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和諧有序，人民生活幸福。”

　　在社會治理理念的變化過程中，始終不變的是黨推進社會治理的價值取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為人民共享”。

　　上下聯動，彰顯社會治理整體性有效性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加快建設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

　　今年國慶期間，井岡山車流、人流劇增，但整個景區秩序良好，很多景點已連續多年實現“零發案”。這不是偶然。針對山區地域廣、群眾求助難的特點，井岡山市建立了２６８個“１１０服務點”，在老百姓家門口就能服務群眾。

　　群眾看平安，首先看治安。群防群治已成為江西省治安防控體系的強大支撐，全省現有治安巡防員近３萬人、治安志愿者近２０萬人。去年江西八類嚴重暴力案件立案數同比下降１１．４％，全省公眾安全感指數達９６．３５％。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大腦中樞”的頂層設計與“神經末梢”具體執行聯動，才能保一方平安，為社會治理長遠發展奠定基石——

　　近年來，中辦、國辦印發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全方位提出建設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具體措施；出臺健全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規定，壓實“關鍵少數”的社會治安綜治責任；出臺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意見，用群眾習慣的方式解決群眾身邊的問題。

　　張潤枝表示，中央層面推進社會組織、社區、社工、信訪、應急、公共安全等社會治理領域的系列制度創新，逐步形成了社會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各地社會治理實踐千帆競發，涌現出一批卓有成效的治理新樣本，收獲了許多鮮活的社會治理新經驗。

　　廣東深圳坪山新區的樞紐型社區服務平臺建設、四川成都溫江區的“３４３”社區協商共治機制、山東青島市市北區的“互聯社區”治理服務新模式、江蘇太倉市的“政社互動”開創社會治理新格局……民政部發布的“２０１５年度中國社區治理十大創新成果”，正是夯實基層治理基礎的真實寫照。

　　明確主體，形成合力。黨委領導、政府主導，撐起社會治理的“主心骨”——

　　在遼寧大連，綜治及平安建設被納入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總體目標、各級黨委政府工作績效考評體系和各級黨委政府重點民生工程。大連市還發揮社會力量作用，目前全市１００多萬名志愿者、３萬多名專業保安、４０００多個公益性崗位人員全部參與社會治安防控。

　　在廣東珠海，以各區、鎮街黨委政府為主體和各相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集研判、預警、督辦、問責、考核于一體的“平安指數”工作機制，正在發揮著積極作用。

　　珠海市綜治辦負責人介紹，如果預警結果多次超過正常值２０％的范圍，鎮街相關負責人會被約談。這是以倒逼機制讓評價對象產生壓力，增強平安建設動力。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為避免“神經末梢”問題上升到“中樞神經”層面解決，在打通“微循環”方面，基層不斷創新探索——

　　社會治理的源頭和支點在社區。社區居委會、社會工作者、社會組織的“三社聯動”讓更多群眾加入到社區治理的進程中來，“三社聯動”在社區管理協調、社區服務提供、社會矛盾化解中的重要作用逐漸顯現。

　　北京、四川等地通過成立多元調解發展促進會，培育發展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在化解醫療、勞資、物業等領域矛盾糾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治理研究專家曹志剛認為，三者之間形成合力，彌補政府作為公共部門在社區事務管理和社區服務提供中的不足，其核心在于“聯動”。

　　社會組織既能把政府的政策傳遞到群眾中去，又能有效反映群眾訴求，為群眾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務，是現代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

　　專家表示，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以壯大社區社會組織規模為目標，大力培育社會組織；積極鼓勵支持包括戶籍人口、流動人口在內的社區居民廣泛參與治理；以專業社工引領義工，通過建立志愿服務記錄制度，支持更多居民參與社區治理和服務。

　　“把資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層，因地制宜、創新實踐、上下聯動、分工負責，正逐步解決基層社會治理能力偏弱的難題。”趙孟營說。

　　“智慧治理”，增強社會治理科學性系統性

　　今年３月，連云港市救助管理站的小院里，５０歲的郭秀英被年邁的父母緊緊摟在懷中。

　　患有癲癇癡呆病狀的郭秀英2年前走失，一直是救助站里的“無名氏”。救助站與公安部門合作，免費展開ＤＮＡ數據采集和尋親登記，郭秀英終于回到了溫暖的家。

　　運用ＤＮＡ比對、上線全國救助尋親網等新手段，僅今年上半年，就有１５００多名受助人員返回家庭。尋親工作取得的進展，是近年來我國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一個注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更加注重聯動融合、開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創新，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能力。要堅持問題導向，把專項治理和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結合起來。

　　如今，高科技、大數據、互聯網賦予了社會管理更高的“智慧”、更強的“能力”。

　　專家認為，“智慧治理”的科技創新把需求者和解決問題的部門機構整合對接起來，把精細化、標準化、常態化理念貫穿于治理全過程。

　　“網格化”是近年來各地推行的社會管理模式。以區縣為單位，將轄區劃分為城市網格、村居網格、企業網格以及在人員密集、設施復雜、安全風險較大的地區設立特殊網格，將人、地、物、事、組織等要素和服務納入網格。

　　一個個網格如同一個個細胞，感知社會最細微的變化。發現、分析、解決、核實反饋問題，環環相扣，構成無縫對接的網絡，解決政府監管部門“看不全、看不到”的弊端，使基層社會的人口、治安、就業、環境等數據庫體系不斷擴充，讓社會治理更快捷、更準確。

　　應對網絡輿情，對政府社會治理能力提出挑戰。

　　今年7月，北京師范大學社會治理與公共傳播研究中心發布了《2016上半年社會治理輿情報告》。報告指出，上半年，我國公共部門面對突發性社會治理輿情的響應速度顯著提升，對輿情早期傳播的處置能力有較大提高。

　　在列入報告統計的200多起社會治理輿情案例中，政府回應率達95%，有超過60%以上的事件政府首次響應在事發24小時之內。政務新媒體成為響應與互動的主陣地。

　　建立線上動態發布與線下依法處理同步的社會治理輿情處置機制，增強了黨政機關發布信息、回應關切、引導輿論的能力。

　　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也是加強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

　　提高抵御地震、水旱、氣象、地質、海洋等自然災害綜合防范能力，健全防災減災救災體制，完善災害調查評價、監測預警、防治應急體系，都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和準確及時的組織應對。

　　近年來，各地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后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全面提升全社會抵御自然災害的綜合防范能力。

　　此外，健全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強化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健全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培育規范信用服務市場，提高全社會誠信水平。

　　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是與時俱進、永不停步的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新探索、新貢獻。只要繼續積極推動理念、制度、機制、方法創新，一個“平安建設人人參與、平安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面將更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