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事件引發了公眾更多的聯想。它已經從一起簡單的消費維權事件，上升為社會系統中一個帶有隱喻意義的事件，牽連、折射出了方方面面的問題。

　　●主持人：解放日報記者 支玲琳

　　●嘉  賓：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包亞明

　　解放觀點：前有卡爾丹頓、吉諾里茲等高端“意大利品牌”被曝是 “假洋鬼子”，現又有賣出天價的達芬奇家具被揭產地造假。一個個標榜 “外國血統”、標價昂貴的假名牌為何能在國內大行其道？有人調侃道，蒙娜麗莎就是 “蒙你傻”。聯想到最近幾年來，內地富豪們在拍賣會上屢屢飆出高價，海外瘋狂血拼，新富階層在崛起的同時，也給外界留下了 “錢多人傻”的暴發戶印象。對此您怎么看？

　　包亞明：單就最近轟動的達芬奇事件而言，該不該消費奢侈品，或者只有具備怎樣的趣味才能消費奢侈品，恐怕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無論該事件如何激發了公眾的八卦熱情，甚至往娛樂化的方向發展，但有一點始終不能忽略：無論是消費奢侈品，還是消費普通商品，都有一個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問題。達芬奇造假事件之所以會產生這么大影響，我認為關鍵在于，它戳破了中國商業消費環境一層脆弱的窗戶紙。

　　一方面，國內流動性過剩，消費能力很強，但同時消費過程又充滿陷阱；另一方面，在普通公眾看來，按照目前的監管體制和流程，至少還能夠覆蓋到高端的消費領域。于是，同樣的商品，不買國產的，只買進口的；不買非名牌的，只買名牌的；不買小企業的，只買大企業的。對于有錢階層來說，更是如此。這其實是消費者被逼無奈的一種選擇，希望通過價格杠桿來規避風險，提高消費安全度。

　　但現在達芬奇事件引發了公眾更多的聯想。它已經從一起簡單的消費維權事件，上升為社會系統中一個帶有隱喻意義的事件。它牽連、折射出了方方面面的問題。比如公眾對于新富階層一貫的負面印象，通過這個事情得以借機嘲諷和發泄，甚至有人叫好，說達芬奇是 “劫富”；比如我們這個社會缺乏通暢的、理性的解疑答問渠道。這不正像達芬奇那種鬧劇式的、文不對題的新聞發布會嗎？你跟他講欺詐，他跟你聊創業；你跟他講賠償，他跟你聊慈善；你跟他急紅眼，他就跟你飆淚。

　　解放觀點： “高端品牌”一再被揭穿 “西洋鏡”的現實告誡人們：在目前消費環境下，有時候高價也不能換來好的服務。但不可否認，當下越是 “包裝”，越是吃得開。若定價平民，會被認為 “山寨”；若定價適中，會被指 “平庸”；唯有定價高昂，方能閱出 “品位”。總之，牛皮吹得越大越好。怎么看？

　　包亞明：畢竟我們市場經濟還沒有發展到很完善的地步，消費者的心態也還沒有成熟。而消費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你購買商品，并非只購買其實際使用價值，而是將很多自己的文化想象、價值理念寄寓在上面。像本雅明研究19世紀的巴黎就發現，購物已經成為影響一個城市精神生活領域的核心社會行為。一方面，商品成了市民們夢想的載體；另一方面，較之其他社會活動，消費其實是一個相對民主的領域，因為它不論品位、階層、學識，只要你買得起就能買。美國學者莎朗佐金在《購物如何改變美國文化》中同樣也認為，購物的空間，詮釋了當代的權力地形圖。包括零售業環境的營造，對品牌的包裝推廣，其實就是變相規訓了消費者看待世界的眼光，進而影響其價值理念。因為在購物過程中，你會遭遇各種各樣的理念沖撞：平民品牌標榜民主理念，因為它意味著人人都消費得起；奢侈品大牌意味著對美好、品質生活的追求，正如它所努力表現出來的那樣；設計師的專賣店蘊含了不斷自我完善的希望，因為設計需要不斷超越。

　　購物其實是一個意義含混而復雜的社會行為。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人們在消費，不如說是把心中的某種欲望化成了對商品的外在需求。像達芬奇家具為何高價有市？就在于它倡導一種區別于普通人的優雅生活，而這恰恰打中了新富一族的心理。其實消費體驗本身就帶有很大的虛假性，達芬奇只是利用了這一點而已。作為達芬奇的消費者，其實也無需向社會檢討趣味。趣味是非常私人化的問題，更何況趣味的提升，只是一個自我學習的問題。

　　因此，僅僅就其定價作為批評的靶子，其實意義不大。如果跟房地產的暴利相比，達芬奇家具能算什么呢？就實用價值而論，奢侈品定價恐怕也大多名不副實吧。我的觀點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價格可以定高，但信息一定要保證真實。消費者有沒有品位是一回事，但作為生產者、經營者，絕不允許有欺騙行為的發生。

　　解放觀點：今天的中國新富階層被譏為“錢多人傻”，其實回溯西方發展早期，新貴們亦曾被描述為“newmoney”（暴發戶）。而同樣地，上世紀80年代“要買下美國”的日本人也被嘲諷為暴發戶。在您看來，“錢多人傻”是否有著某種必然性？

　　包亞明：在西方文明進程中我們經常看到，有無品位，成為區別貴族和粗鄙新貴的一個標志，所以才會在文學經典上留下諸如葛朗臺、高老頭這樣的人物形象。在中國，目前這個問題可能變得更突出。因為中國人真正富裕起來，其實也就是近十幾年的事。時間特別短，所以觸目驚心之處也就特別明顯。西方舊貴族們由于失落感生出了對新貴的鄙夷，但我們不同的是，公眾對于新貴們的不屑，往往是來自于對其財富正當性的質疑。一旦有人炫富，就會有公眾質疑，而只要追查下去，總能查到問題。在我看來，公眾其實計較的并不是“人傻”，而是在于“錢多”。所以也難怪，當卡爾丹頓、達芬奇之流造假事件爆出以后，公眾總是要借題發揮一下，嘲諷一番。

　　對于一個消費社會來說，趣味其實并不是關鍵的問題。因為理想社會狀態下，每個消費者都是平等的。不是說得先去讀點書，才能去購買奢侈品。這也是現代商業文明帶來的一個最大的許諾：民主性。至于外界對于中國“錢多人傻”的描述，我認為還是過了一些。我看過一個研究，我們對于奢侈品的追求其實遠遠沒有當年日本人那么瘋狂。而今天的日本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最近有一本日本人寫的書翻譯出版，叫《下一個十年，消費崩盤的年代》，討論日本出現的“厭消費一代”。無論貧富，不管品位高低，消費者都不應該被愚弄，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愚弄的——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消費社會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