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對7804人進行的調查顯示，77.9%的人直言在當下社會做好人的成本高；76.1%的人坦言現在社會做好人好事的環境差，其中39.1%的人認為非常差；71.0%的人表示做好事會被懷疑動機不單純；50.6%的人認為做好事會被嘲笑。

　　馬克思曾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特別是在市場機制下，堅守“道德人”的原則，在某些情況下會使成本增加，利益減少。而作為“經濟人”，自然會存在一種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漠視良心與責任的沖動。如果配套的社會機制不健全，“經濟人”的沖動就會放大，就會造成諸多的社會道德失范現象，進而增加做好人的成本，尤其是做好人的心理成本，使想做好人的人不愿甚至不敢做好人。

　　以禮儀之邦著稱的中國，現在卻出現了做好人成本太高的問題，這是為什么？筆者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好好反思。一是精神文明建設滯后，導致 “去道德化”成為社會普遍現象；二是道德教育偏離，特別是學校的道德教育與學生的實際生活脫節、與人性要求脫節，效果不佳；三是社會管理落后，人們的生存成本迅速增加，而社會卻拒絕支出道德成本；四是 “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效應，在現實中，有太多的無視秩序和破壞秩序者不僅沒有付出與之對應的成本，反而成了“聰明人”，而一些恪守良心的好人卻“流血又流淚”，做好人的心理成本驟然增加。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指出，倫理道德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是一種重要的“支持性資源”。如何降低做好人成本，是我們必須盡快解決的現實問題。鄧小平曾經說過：“好的制度使壞人不敢做壞事，壞的制度使好人沒法干好事，甚至還會使好人也變壞。”因此，重建社會做好人的良心自覺，必須從社會機制的建立健全著手。

　　如何降低做好人的成本？接受調查的人中，72.1%的人表示政府應制定相應制度，不讓好人吃虧；70.0%的人指出要營造好人受羨慕、受尊敬的社會環境；62.5%的人指出要加強宣傳引導，讓好人有榜樣作用；57.9%的人認為每個人從自身做起，不以善小而不為。

　　與此相對應，筆者以為，我們除了加強社會道德建設和法治秩序建設外，還必須建立做好人的成本補償機制，讓好人敢于做好事，消除“英雄流血又流淚”的后顧之憂。同時，還要建立保障做好事收益的揚善機制。對做好事的好人，要及時給予他們渴望得到的東西，從而解決好人“利益動因缺失”的問題。(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