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創新社會治理方式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四個治理”原則，即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這四個關鍵詞，為我們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系統治理明確了社會治理的主體及其相互關系，即社會治理由誰領導、由誰主導以及社會治理主體間怎樣互動。《決定》指出：“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系統治理一方面吸收和借鑒了國外社會治理的通行規則，強調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另一方面根據我國國情，強調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體現了“世界眼光”與“中國特色”的有機統一。社會自我調節和居民自治并不是“讓政府走開”、社會組織和居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明確政府、社會組織和居民在社會治理中的合理分工，明確政府該做什么、社會組織和居民該做什么，黨委的領導作用、政府的主導作用不能淡化甚至放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與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并不矛盾，而是可以互為促進、相互補充的。在當今中國，離開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任何有效的社會治理都是難以想象的。

　　依法治理明確了社會治理的根本依據和手段，即主要依據什么、依靠什么來進行社會治理。《決定》強調：“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法律作為強制性的社會規范，是處理國家與社會、國家與集體、國家與公民以及群體與群體、群體與公民、公民與公民關系的基本準則。作為協調和處理社會關系的一種手段，社會治理需要有法律根據、法律支撐、法律保障；社會治理的各個主體都要有法治思維、法治意識，其行為都要符合法治的規范與要求。自由是在法律范圍內開展活動，超出法律范圍就要失去自由。社會治理的各個主體開展活動時都有遵守法律的義務，誰也沒有超出法律規范的特權。

　　綜合治理明確了社會治理的其他依據和手段，即綜合運用除法律外的其他手段來進行社會治理。《決定》要求：“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道德作為非強制性的社會規范，是社會的“軟治理”手段，是處理國家與社會、國家與集體、國家與公民以及群體與群體、群體與公民、公民與公民關系的重要行為準則。沒有道德約束的社會治理，絕非善治或良治。包括道德約束在內的綜合治理，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既是合“法”的又是合“義”的。脫離道德約束但還沒有違反法律的行為，在社會學上叫做越軌行為。社會關系不協調、社會問題頻現，很多是越軌行為“合法化”的不良后果。那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流行觀念，使老實人吃虧，鼓勵越軌行為，給社會風氣和社會治理帶來了很大損害，決不能縱容，而應有針對性地進行綜合治理。

　　源頭治理明確了社會治理方式的次序，即不同社會治理方式的優先次序、輕重緩急、標本關系。《決定》指出：“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源頭治理或治本之策包括三個要點：以改善民生為重點，強調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注重制度安排的公平正義。重在治本，就是著重在這些根本點上下功夫。但這并不是說可以忽視治標。所謂治標性治理，就是傳統的應急性治理以及一些具體的治理方式，其合理內涵在社會治理創新中仍然需要堅持和發展。我們過去對源頭治理重視不夠甚至忽視，沒有把治標與治本有機結合起來。今后應堅持源頭治理，強調標本兼治、重在治本。

　　“四個治理”內容豐富，體現了一系列有機結合：剛性治理與柔性治理相結合、社會服務與社會治理相結合、社區治理與社會治理相結合、政府主導與多方參與相結合、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相結合、治標與治本相結合等等。“四個治理”在宗旨要求和目標指向上具有統一性。《決定》強調：“必須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這表明：“四個治理”的出發點與歸宿，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鄭杭生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一級教授，邵占鵬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