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認為,相對于西方的“個人本位的社會”而言,中國呈現出的是“倫理本位”的社會結構。也就是說,始于家庭親子血緣關系的倫理,涵蓋了整個社會人際關系,并體現在道德文明的傳承上。在我們中國人的家庭教育中,家中長輩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教給孩子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而好的言傳身教會令晚輩終身受益。

　　通過家教形成的家族風氣就叫“家風”。家訓,是家教的一種方式。陳子昂是唐代詩歌革新的先驅,他的成才與家教密切相關。其父陳敬元,一生不肯入仕。他彌留之際留給兒子的家訓是:居家務期簡樸、教子要有義方、和平以待人、為官務守廉正、凡事當留余地、恤貧苦鄉親、敬老兼愛幼、富不淫貧不盜。之后的100多年,他的兒子、孫子和重孫,都遵循此家教,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這1000多年前的古訓,正是我們現在所提倡的,這就生動地說明: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是傳承不絕的。

　　我們知道,包青天是最恨貪官污吏的,他曾留下一篇著名的家訓:“后世子孫任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包公的家訓,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包氏家族,在民間廣為流傳。去過合肥包公祠的人都知道,那里還有一處“廉泉”。當地老百姓說:清官喝了感覺甘甜,貪官喝了會頭痛。

　　望族的家訓并非只行于一家一族,它往往會成為族規,訓誡的對象從直系血親擴大到宗族成員。一家一戶的祖訓家訓在鄉間擴展開了,就有了一族一鄉的族規和鄉約。大理模山范水,古風翩然。許多白族村寨將道德文明訂成鄉規民約,刻于石碑或木板上。許多大本曲藝人就是村民敬仰的長者,他們也是鄉間執掌道德裁判權的人。遇有訴訟,他們便聚攏村民,唱著曲子數落那些觸犯道德準則的人。在這里,民歌具有了裨益教化、表率人倫的作用。

　　有人說,中國缺乏盧梭說的社會契約精神,其實不盡然。在中國的鄉村文化里,“鄉約”“村規”就體現了中國式的契約精神。陳忠實在《白鹿原》里有這樣的描繪:“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傳出莊稼漢們粗渾的背讀‘鄉約’的聲音。”這樣做的效果是,“從此偷雞摸狗摘桃掐瓜之類的事頓然絕跡,摸牌九搓麻將抹花花擲骰子等等賭博營生全踢了攤子,打架斗毆扯街罵巷的爭斗事件不再發生,白鹿村人一個個都變得和顏可掬文質彬彬,連說話的聲音都柔和纖細了。”鄉約的作用是: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

　　從家訓到鄉約,這種道德傳承方式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在我們今天進行的道德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教育中,它依然是一條行之有效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