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攜帶《曹寅與康熙》等新書來華舉辦首發式,并在多所高校舉辦講座,所到之處既有諸多學者為其站臺,更有大批學生前來聽講,在學界和媒體引發一輪“漢學熱”。但筆者以為,“漢學”當熱,然不可將之混同為“國學”。

　　漢學(Sinology)是外國尤其是歐美國家學者研究和介紹中華文化的學問,歷經游記性漢學、傳教士漢學、學院派漢學以及側重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的“中國學”(China Studies)等幾大階段,至今已有600多年歷史。面對中國浩瀚的文化和復雜的現實,漢學家們皓首窮經,著書立說,既促進了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也帶動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寫了世界的文明進程。比如,歐洲“啟蒙運動”就深受來華傳教士介紹的儒學的啟迪;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夕閱讀的則是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

　　不過,中國學界對漢學的追蹤和介紹僅有100多年的歷史,且忽冷忽熱,不成系統。其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國內曾分別興起一股“漢學熱”,原因是這兩個時段中國社會變動劇烈,思想爭鳴活躍,國人迫切希望通過漢學來了解外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以及中華文化的。此次史景遷訪華引發的“漢學熱”,則是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時代背景下,國人試圖借助漢學對自己國家崛起和文化復興進行的一種心理上的印證和調適。

　　漢學不僅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橋梁,還是中華文化反觀自身的鏡子。通過漢學,中華文化既能發現自己的優缺點、長短處,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態中的方位和價值。因此,中國有必要資助各國漢學研究,尤其是應系統地對漢學進行歷史梳理,動態跟蹤,名著翻譯,甚至可以像編纂《儒藏》、《道藏》一樣集成大部頭的《漢藏》,借以進一步促進中華文化的自我省察和海外傳播。

　　然而,漢學雖有重要價值,但亦不可無限拔高。漢學在本質上是一種“西學”,是西方人用西方價值觀念、學術范式來研究中華文化的學問。對漢學家而言,中華文化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客觀對象,很難內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負有弘揚和光大的責任感。

　　而中國人注定做不了中華文化的旁觀者。因為,千百年來積累沉淀下來的中華文化,亦即通常所說的國學,是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脈,國人須對國學有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感。否則,遺失國學就等于拋棄傳統,丟掉根本,整個國家和民族就會得歷史失憶癥和精神分裂癥。

　　令人遺憾的是,百余年來國人一度迷失國學,崇拜西學,形成了一種與“西學心態”互為表里的“漢學心態”——前者指試圖以西學取代國學,后者指像漢學家一樣把國學僅視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體驗并證成國學的優美價值。如果任由國學的“漢學化”發展下去,國學恐將變成一種“在中國的漢學”。

　　總之,漢學當熱,但不能將之混同為國學,更不能以之取代國學。今年是以1814年法國法蘭西學院設立漢學講席為開端的“學院派漢學”誕生200周年,我衷心祝愿漢學能早日成為國際顯學,更希望中國能大踏步復興自己的國學,同時熱烈歡迎海外漢學“回家”,使自己成為世界漢學的中心。（慕朵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