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廣東在市場體系、投融資體系、產權保護等市場支持制度和公共財政、科研教育、醫療衛生以及社會保障等社會制度改革方面滯后了。在全球化日益深化、國內區域間競爭加劇、發展模式亟待轉型的時候,廣東要實現“三個定位、兩個率先”總目標,必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繼續走在前列。

　　市場化改革繼續先行一步,為企業家精神“松綁”

　　由于制度改革是一場認知和利益格局調整的過程,改革的成敗取決于這兩方面的進展和成效。就長期發展機制而言,首要的認識是,企業家精神是經濟發展的催化劑和內生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經濟的高速成長,究其根源在于制度創新過程中企業家精神的釋放。經濟理論的一個根本觀點是,激勵結構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從而影響經濟績效。激勵企業家精神的制度環境將會激活經濟主體的創造活力,從而引致其生產性活動而非再分配性活動。因此,當前廣東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以進一步為企業家精神“松綁”為基本目標,在經濟體制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突破。而要實現這些目標,則勢必在政府、社會、市場之間調整權力和利益格局。

　　一是進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要進一步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重視頂層設計和權威控制機構的設立,實現合法與合理、事后改革方式與事前控制機制的統一,并通過采用成本效益分析等科學方法,實現有效的事前控制;推進工商注冊制度便利化,促進企業投資便利化,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方式,進一步降低民間投資準入門檻,努力解決“準入難”問題;拓寬民間投資的新領域,鼓勵民營資本投資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社會事業等領域,破除行政性壟斷,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更多、更快釋放改革紅利,真正做到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率先建立起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如此,不僅將為企業家提供穩定的預期和激勵機制,使他們保持敏銳和從事創新,而且強有力的法治將約束政府對企業家的干預,并使之公正地執行契約,為企業家自由進入市場提供保障并使企業家精神配置于生產性努力,為經濟的可持續成長奠定基礎。

　　二是完善市場體系建設,為企業家精神構建基礎框架。當前要進一步理順要素市場價格,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保障要素配置的效率與公平。此外要推進關鍵的要素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體系建設,要充分利用十八屆三中全會“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帶來的政策機遇,發展獨立于政府的商業性中小銀行和合作性貸款金融機構,從而為內生于當前要素稟賦特征(勞動力豐富、技術創新活躍、資本短缺)的眾多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進一步為創業和創新精神的成長提供良好的資本化環境。

　　社會建設領域改革繼續先行一步,走包容性發展之路

　　世界銀行2008年發布的《增長報告:可持續增長和包容性發展的戰略》指出“包容性發展”的基本含義是:尋求社會和經濟的協調、穩定和可持續的發展。簡言之,就是要消除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建設的短板,其核心在于讓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發展的平等機會,讓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按照“三個定位、兩個率先”中廣東要在2020年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廣東要在社會建設領域改革中實現重大突破,走包容性發展之路。

　　一是以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要抓手,實現機會均等的發展。繼續深化和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及綜合改革試點,合理配置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建立健全優質教育、醫療資源城鄉共享機制,縮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逐步緩解甚至取消附在戶籍身份上的就業、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不均等待遇。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將經濟建設的投資轉向社會領域尤其是教育和醫療健康等人力資本投資。社會建設的關鍵內容是要消除教育和健康的結構不平等,逐步減緩或阻斷貧困的代際轉移,加大社會流動性,以實現機會均等的發展。

　　二是消除二元結構轉變中的城鄉體制壁壘,實現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推動農村富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有序推進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市民化;加快出臺戶籍改革措施,區分城市規模和綜合承載力,推動差別化戶籍制度改革;改革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進入和退出機制,建立城鄉居民的雙向流動渠道,形成搬得出、穩得住、能流動和可致富的平等發展機會;推進異地務工人員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城鄉社會保險等方面的制度銜接,通過土地流轉、戶籍管理、住房、就業、社會保障和集體資產產權等制度改革,逐步實現戶籍與城鎮福利體系脫鉤,加快實現城鄉二元社會向城鄉一體社會轉型。

　　對外開放領域繼續先行一步,擴大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收益

　　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以開放作為先導推動經濟改革和發展,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在全球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經濟治理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和廣東傳統“出口導向”型經濟面臨重大挑戰的后危機時代,對外開放體制改革方面繼續先行一步,仍將是廣東構建體制優勢的重要方面。

　　一是全面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構建貿易體制新優勢。實現從以貨物貿易為主轉向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并重,重新全面審視我國加入WTO時保留的限制措施,加快仍然留有保護和限制措施的服務業的改革開放步伐,盡快主動推出取消限制和保護、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實質性舉措,在金融服務、電信業、郵政快遞業、建筑業、法律服務、教育、醫療和文化等領域放開市場準入,落實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行動計劃,推進粵港澳自由貿易區建設。

　　二是繼續推動以開放促改革,完善制度建設。要以擴大開放為推手,倒逼國內相關領域加快改革。盡快在上述服務業領域全面擴大對內開放,重點是擴大準入,真正落實民營經濟“新三十六條”,落實民營資本的國民待遇,提高準入便利性,保護其投資權益,率先建立與金融、貿易、投資國際化相適應的治理體系和運行機制。

　　三是在深化粵港澳臺和國際合作中提高“干中學”的能力,提升治理能力,實現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劉志銘 華南師范大學華南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