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喜迎習近平主席來訪,我相信此行能夠進一步深化兩國在人文社科領域的文化與學術交流。

　　我還清晰記得,2009年10月他來訪時,曾來到我們比利時魯汶大學,給熱衷于政治、經濟交往的中比關系,注入了更多文化與學術交往的魅力。中國領導人向魯汶大學贈送了兩萬多冊中文電子書的數據庫,表達了對這所有600多年悠久歷史的歐洲著名學府的敬意,并給比利時學生提供了更多了解中國的機會。

　　比利時與中國的文化交往由來已久。17世紀,曾在魯汶大學求學的比利時人南懷仁赴華,有幸為清朝康熙皇帝教授數理知識,為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一些比利時人為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做了許多工作。1687年,比利時人柏應理出版了《中國賢哲孔子》一書,首次以拉丁文翻譯了《大學》《中庸》和《論語》。1711年,比利時人衛方濟在布拉格出版了《中國六經》,以《中國賢哲孔子》一書為基礎,補充了《孟子》《孝經》和《小學》的拉丁文譯本。20世紀初,300多名中國學子遠赴比利時求學,其中就有聶榮臻元帥、地質學家翁文灝以及生物學家童第周。

　　古往今來,人才輩出,燦若群星,他們為比中以及歐中文化交流架設了寶貴的橋梁。我認為,“架橋人”應當具備如下兩方面素質:

　　首先,對比利時和中國的文化十分熟悉,掌握兩國的語言。在魯汶大學漢學系就讀的比利時學子,不僅要學習中國的普通話,還要研習文言文,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歷史和哲學思想。來此求學的中國學生也要掌握希臘文和拉丁文,這是他們通往歐洲中世紀文化的鑰匙。

　　其次,對雙方文化的支流內容有所涉獵,以站在不同視角重新品讀對方文化的主流內容。例如,我們會要求學生學習墨子的思想,鼓勵他們在墨家與儒家的觀點中進行比較和思考。

　　最后,“架橋人”還應關注一些“無用”的知識。莊子有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所謂的“有用”與“無用”,都是人們主觀上的看法,有些傳統知識看似“無用”,但實際上能助己修身,意蘊無窮。文化傳播者需要懂得與時俱進,從看似“無用”的傳統知識中挖掘它的“有用”之處。

　　我們期待有越來越多的人擔當“架橋人”,為比中兩國文化交往貢獻力量。(鐘鳴旦 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