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1959年畢業于山西省公安學校，有一定的文化，但命運給他開了一個“玩笑”——因成分不好，1962年被下放回家務農。那時他上有老、下有小，思想上壓力很大，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擔都壓在他肩上。

　　從掙“工資”變成掙“工分”，生活十分艱難。20世紀60年代，在生產隊干一天活，記一個工，分不到幾毛錢。為養家糊口，父親到村辦煤礦干活，結果工分沒掙到，卻因事故落了個腿部終身殘疾。為了生活，父親帶著殘疾之軀自學木工，但一技之長在農村找不到活干，也無用處，只有進縣城才能維持生計。當時生產隊不允許“重副輕農”，嚴格約束外出掙錢。父親為了爭取生存空間，再三懇請生產隊干部給個出路。多次請求，勉強得到生產隊同意，但外出掙到的錢必須按月上繳生產隊，記作工分。縣城木工日工資是3元2角5分，交隊后可月計10個工分，當時生產隊每個工分只有4角7分錢。如此吃虧，父親也無怨言，還是含辛茹苦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城內干木活。父親深知：人無信而不立。

　　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了，縣城單位干活，會計手續繁多，當月工資當月不一定能兌現，甚至拖延時間很長，嚴重影響父親按時給生產隊會計交錢。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只能借錢交給生產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多年。當兒女的不清楚父親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他堅持“誠信”二字，得到了隊里的信任，在社會上口碑很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父親誠信理念的引領下，我們兄弟幾人均已長大成人。父親木工活干得紅紅火火，家里責任田連年豐收。當時我家既有農業收入，又有副業收入，在村內村外是小有名氣的致富戶。回想起當年，父親借錢、交錢得來的“誠信”治家理念，正是我們獲得成功的傳家寶。

　　父親故去后，雖沒給我們留下萬貫家財，但在艱難困苦中把我們養大成人，特別是留給我們的“誠信持家”的精神財富和傳統家風，永遠激勵我們誠實守信，正派做人。誠信讓我們路子越走越寬。（李瑞珍 作者系臨汾市汾西縣住建局城鎮環衛隊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