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現在這個社會，很多人不講信用了，是個老生常談，同時也是常談常新的話題。因為總會有各種奇葩實例不斷拓展著人們對于“不講信用”的理解。但是怎么解決確實一直沒見到卓有成效的辦法，在這方面，“辦法總比問題多”的經驗論似乎失靈了。

　　但在江蘇睢寧，對當地居民的信用考核卻已經持續了四年。據新華社報道，睢寧的個人信用信息基本分值為1000分，包括商業服務信用信息150分、社會服務信用信息120分、社會管理信用信息530分、社會信用特別信息200分，此外還有一些加減分事項。諸如計劃生育、城管管理等記錄最高分值為35分/次，而在家庭道德、交通違法等社會問題方面，分值都達到了50分/次，圍堵黨政機關、鬧訪、纏訪的將被制裁，利用網絡、短信誣告、誹謗他人的扣100分，和刑事犯罪同等待遇。黨員干部們收到“黨內嚴重警告”僅每次扣30分。而“招商引資”則會帶來加分。根據分值，睢寧的114萬市民被劃分為A、B、C、D四級信用等級，A級可以享受一些優待，D級則會處處受限。

　　新華社的報道展示了這套系統的運行現狀：好處是在總體上體現出了“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治理效果，“社會風氣也有很大好轉”；爭議則在于三六九等的劃分影響了公民權利，有“良民證”的嫌疑。

　　如果去掉“良民證”這種字眼帶來的情感不適，就事論事地分析睢寧的做法，某些地方就讓人看不明白。把公民個人信用跟交通違章、拖欠欠款聯系起來，是題中應有之義，但信用跟“招商引資”有什么關系？明明是政府的責任，卻移花接木轉嫁到每個公民頭上，不僅有失公平，更有假公濟私之嫌。由是觀之，大抵當地并沒有厘清“信用”的內涵和外延，而是把它當做一個“口袋”，將社會生活和日常管理中的問題一股腦都塞了進去。

　　這樣一來，雖然對于管理者來說確實方便了，等于在方方面面扼住了他人的咽喉，但對于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其作用是正向還是負向，卻是有待商榷。畢竟這樣眉毛胡子一把抓，讓對信用體系原本就一頭霧水的百姓更加困惑。當樸素的說話算數、言出必踐和維護社會穩定等高深莫測的事項放在一起時，到底什么是信用？信用體系的建立，應該是為了增加社會的良性運轉，增進百姓的福祉，作為管理者的政府部門更是應該率先垂范，主動成為信用監督的對象，而非像現在這樣，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