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地方，自愿原則被行政強制取代，志愿服務也從政府推動變成政府組織

　　前不久，臺風“威馬遜”“麥德姆”先后襲擊我國海南、福建等地，給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人們紛紛解囊相助，為災區捐款捐物。然而在愛心活動中，還是傳來些許不和諧的音符：有些地方、單位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甚至動用了“紅頭文件”，強制要求奉獻愛心。

　　其實，幾乎在每一次慈善捐獻中，都有行政命令參與。有人抱怨，人們的“愛心”成為一些政府部門政績的墊腳石。

　　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總喜歡用行政強制推動慈善或志愿服務？這與政府急功近利的政績觀脫不開關系。志愿服務強調的是公眾為他人著想的高尚道德情操，以自愿為最高原則。然而在當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將志愿服務納入政績考核的范疇，比如“每個社區都必須成立一支特色志愿服務隊伍”、“每個街道都必須有品牌志愿者活動”等等。

　　但是，并不是每個人都對志愿服務有足夠的認識和參與熱情。當人們興致寥寥、政府卻火急火燎的時候，便是行政命令發揮優勢的時候：一聲令下，原本冷清寂寞的場面頓時熱火朝天；一紙文件，原本數量尷尬的捐款頓時盆滿缽滿。行政強制手段能夠卓有成效地推動志愿服務出亮點、見成效，立竿見影地展示成績。只是這樣一來，自愿原則被行政強制取代，志愿服務也從政府推動變成政府組織。

　　促進志愿服務健康發展，離不開厘清政府、社會、市場的邊界。在志愿服務領域，政府的作用更應該是“園丁”，比如逐步培養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利用評優評先、獎勵模范、公益廣告等多種形式，引領全社會形成崇尚公益、熱心公益的風氣；再比如，搭建合適的平臺，成立公益組織發展基金、建設公益組織孵化器等，為有潛力的公益組織提供資金、人才，幫助他們盡快發展壯大，促進公益組織自身建設。倘若政府越俎代庖，一味將原本應當由社會組織承擔的工作大包大攬，無異于拔苗助長，長期發展下去，公益組織也將日益萎縮，最終成為一塊牌子、一個符號，成為政府的附庸。

　　在我國志愿服務發展之初，行政手段曾經起到過決定性的積極作用，幫助志愿者走出了第一步。然而時至今日，各種公益組織和眾多志愿者已經成為社會發展進程中一支重要力量。在這一背景下，如果政府仍然以行政強制手段來推動志愿服務，只會適得其反。“嬌養兒不能成大器”，面對已經逐漸長大的公益組織，政府可以放手了。（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