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雷雨》公益場演出遭遇哄笑事件引起關注。有人批評現在的年輕人缺乏深沉的情感和歷史感，也有人批評北京人藝演出僵化、脫離時代。話劇界的一樁“小事”，因為人藝、《雷雨》等品牌效應的放大，產生了不小的輻射。（相關報道見本報7月31日5版）

　　筆者最早對觀眾哄笑印象深刻的，還是在南京上學時候看查明哲導演的《紀念碑》。故事講的是二戰中一個士兵奸殺了許多少女，多年后其中一個被害少女的母親找到這個士兵，要他贖罪。在布局的高潮處，這個母親帶士兵去掘少女的墳墓，逼他把死去的女人的尸體都抬出來。這時，士兵從布景的洞穴里拖出十幾具女尸，它們顯然都是商店里那種塑料模特。他費勁地拖了很長時間，模特原形畢露，觀眾全都笑了。

　　難道我們應該責備觀眾，這么嚴肅的故事還笑得出來嗎？笑是最自然的。之所以哄笑，必然是因為被什么東西擋在了戲外。黑格爾在《美學》中講，任何一個本質與現象的對比、目的與手段的對比，如果顯出矛盾或不相稱，就可以成為可笑的。當哄笑的情形出現，我們發現這種對比發生在了舞臺創作者身上，他要實現的目的和所用的手段，顯出了矛盾或不相稱。譬如《雷雨》，創作者想讓觀眾認為舞臺上發生的是真實的生活，而觀眾之所以因為四鳳的動作或語氣笑了，因為周萍或周沖的臺詞笑了，是因為他們感到，真實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創作者在這一刻、在觀眾面前失敗了。

　　導演林兆華在一次訪談中說，只有一個《茶館》是戲劇的恥辱。這恐怕也可以用于《雷雨》。德國紹賓納劇院的劇目《朱莉小姐》今年來京演出，其劇院經理發現《茶館》50多年來只有一個版本，感到震驚。他表示，德國每年也排很多經典劇作，但都是新的演繹。這帶來一種啟示：戲劇藝術的鮮活正體現在用創造的變化與世界的變化發生共振，我們之所以創作，是要表達對于當代生活的體驗。經典作品中的文學性仍然存在，我們今天排演它，就是要表達當代的東西，因而需要不斷有新的當代的闡釋。

　　要知道，并不是只有藝術家是創造者。每個人在表達自己、展現自己的時候，都進行著某種創造。而在網絡時代，這種創造變得頻繁而顯性。我們的詞語變化得很快，語言無時無刻不在被創造著，那些PS的貼圖、簡易動畫圖像被創造著，而更加體現公眾創造力的是看待和參與到事務中的方式。藝術家創造的活躍度只有高于公眾，才能構成吸引力。

　　藝術創造和欣賞帶來一種競爭性。在藝術發生的場中，觀賞者和創作者進行著智能的競賽。黑格爾說：“人們笑最枯燥無聊的事物，往往也笑最重要最有深刻意義的事物，如果其中露出與人們的習慣和常識相矛盾的那種毫無意義的方面，笑就是一種自矜聰明的表現，標志著笑的人夠聰明?！蔽覀兊纳鐣πσ恢庇行┎还乜创?，認為不應該去嘲弄嚴肅的事物。然而一切真實存在的都是生機勃勃、瞬息變化的，什么東西一旦嚴肅，就有刻板、脫離真實的危險，因而笑就是一種來自公眾的提醒和教育。（張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