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安徽省蕭縣縣委原書記毋保良因受賄于2012年3月被“雙規”，然后經過了漫長的司法程序，近日安徽省高院終審裁定維持原判：對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萬余元財物，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有關部門也對蕭縣80多名“送禮干部”作出免職決定。

　　拋開毋保良自身的問題不談，一個縣將80多名“送禮干部”免職，還是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有人認為一次免職這么多人，是破除“法不責眾”的決心之舉；但也有人覺得，只是免職而沒有追究行賄罪，已經算是“從輕”了。

　　對這個問題，法院認為有些干部所送“金額不大”，且直至案發也未提出明確請托事項，但終屬“非法禮金”，惟不以犯罪論處。而送禮構成違法，官員不得以私權利與“人情之?！睘榻杩跒樽约航妻q，這是有關部門對“送禮干部”免職的依據。

　　對這樣的免職處理，一些局內人已然覺得“過重”，理由當然不外乎是當時風氣如此，“大家都送，我不送不好”。的確，蕭縣過去干部送禮的歪風，扭曲了領導干部的心態，形成一種惡質的官場文化。在對毋保良的起訴書上，向其送禮的人員多達近300名，公職人員占一半以上，不少干部逢年過節就湊份子，成群結隊上門送。上級將吃吃喝喝、請請送送作為密切上下級關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徑，以至于誰不送禮就懷疑誰對自己有意見；下級則將領導收不收自己的禮、收多少，當成自己是否被核心權力圈接納，乃至有沒有發展前途的象征。

　　這股歪風，嚴重扭曲公務人員的價值觀、權力觀、政績觀，所謂“不收錢不收禮怕得罪人”，也成了半真半假的怪現狀。各級干部實際上陷入一種“囚徒困境”。

　　反腐敗，一個關鍵問題是什么是腐敗；而要從嚴扎緊“制度的籠子”，從嚴的標準是什么？按照美國、德國、新加坡乃至我國臺灣地區法律，受賄數額并非定罪與量刑的標準，只要獲得不正當利益，即可入罪；行賄而未獲利益，也屬犯罪行為。蕭縣80多名干部送禮“三五千元”而沒有請托事項，當地法院不以犯罪論處，就顯得還是有放縱嫌疑，有“牛欄關貓”之虞。

　　語云：防微杜漸。巨蠹是由小貪“成長”起來的。中國要反腐敗，最終實現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三清”目標，必須以杜絕一切形式的不正當得利為制度之基，切實扎緊“制度的籠子”。有消息稱，對于賄賂起刑點以及是否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賄賂罪犯罪要件，我國有關部門正在進行修法調研，我們希望將來能夠“與國際接軌”。

　　在修法前，黨紀政法可以先收制度解釋的“敞口”。凡是行賄送禮者，超過一定數額，就應開除公職。所謂免職，并非真正的行政處分，還遠遠談不上“過重”。（楊于澤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