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起受關注的讓座糾紛，在完整的事件鏈條未浮現之前，公眾不宜臆斷先行，做標簽化的判斷。

　　近日，鄭州公交車上一名老人突然死亡。乘客稱，老人因讓座問題與一小伙爭吵，老人打了小伙4個耳光，小伙當時并沒還手。小伙下車后，老人突然倒地猝死。據老人家屬稱老人患有心臟病。

　　盡管近年來，年輕人因為在公交車上拒絕讓座被老年人暴打的新聞常見報端，但此事還是以極富戲劇性的結尾，迅速引起了大眾的關注。從輿論風向看，許多網民驚呼動手打人者“肝火好旺”，甚至對這樣一個已逝之人評論“不作死就不會死”，并認為涉事小伙就是躺槍。可這言之在理嗎？

　　應看到，許多人輕易地給下了定論，老人是因“爭座”而死，可報道來看，爭座和老人猝死只能是一種時間上的先后關系，二者要建立因果關系，還需要報道呈現更多翔實的事實。從事件的過程來看，老人之死涉及幾個關鍵環節。最開始是因為爭座而起爭執，然后，爭執升級，老人打年輕人耳光，年輕人下車后，老人倒地。其中有幾個疑問，兩人爭執的過程當中究竟發生了什么，爭執為何升級為打耳光的行為？

　　有道是，一個巴掌拍不響，這個過程當中，老人當然有責任，但是，小伙子是否也有責任呢？媒體的報道是采訪了現場證人的，可是，恰恰在爭執為何升級這個環節，語焉不詳。從而在報道上，呈現出了有利于小伙的傾向。

　　根據“老人打小伙4個耳光，小伙未還手”，就斷定小伙無責任，是說不通的。既然是牽涉死亡的民事糾紛，死亡原因就有賴于法律視角下的責任判斷：該老人打人自然不對，可其去世跟小伙有無關系，又是另外一碼事。老人患有心臟病，其猝死是否受到小伙“出言不遜”的刺激，兩個當事人該分擔什么責任，這些都亟須法律裁斷。

　　在老人、年輕人、讓座、扇耳光、猝死之間，究竟有什么關聯，都不清楚，但輿論已經幾乎一邊倒，認為責任在老人，豁免了小伙。至此，大家幾乎已經再次墜入了彭宇式輿論陷阱。就憑媒體片段式的報道，外加我們腦子已有的一些“似曾相識”的故事模型，就先入為主地下結論。

　　但就該事件而言，在完整的事件鏈條未浮現之前，公眾不宜臆斷先行，把模糊的事件梗概塞進既有的“道德—權利”分析框架下。這樣，未必失之急躁，也很有可能造成誤傷。事實上，多些就事論事的耐心，少些“上綱上線癖”，也必然有補于事件的良性解決。（閆曼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