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從法治視角梳理了2014年互聯網治理，從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到十八屆四中全會對網絡空間法治化作出部署，再到中央網信辦等部門開展專項行動，網絡與法治正在發生越來越密切的聯系。與此同時，來自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遠程視頻接訪的信息，則提示我們，司法正在借助網絡資源開辟出正義實現的“另一個戰場”。兩則猛一看關系不大的新聞，實則暗含著網絡與正義互聯互通的內蘊。

　　互聯網治理反映一個國家的治理現代化水平。網絡開放了公共輿論的多元化表達，也伴隨著泥沙俱下。如何防止自由、暢快的互聯網淪為“叢林社會”？又如何讓互聯網思維開辟正義新的實現道路？以往，一些地方更多傾向于通過行政手段，對網絡輿論強制干預。其結果往往是與部分網民打“游擊戰”，陣地不斷變換，但治理效果并不好。經過這些年的積極探索，在放任與嚴控之間幾經波折，在抗拒與應對之間幾番轉身，我們對網絡的規制與利用，正在走向理性、成熟、規范。

　　互聯網治理只有走法治化道路，才能尋求網絡信息自由與公共利益的平衡。而法治化的要義首先在于，治理者的權力必須有法律根據并合乎理性，依法為權力劃界確保了網民的權利與自由。一位哲學家說過，“不為法律所承認的權力較之法律授予的更大權力還要危險……法定的權力，即使很大，總是有限度的。這就限制了享權之人的奢望。”以這樣的視野觀察，真正擔憂的不是應不應該治理網絡，而是如何從法律上界定治理者的權力。當我們討論2015年“法”“網”融合時，關注的重心無疑也離不開立法。從網絡安全到電子商務，從網絡空間未成年人保護到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每一項立法都需要重點厘清權力的邊界，規則的塑造本身也預示著網絡治理的法治化取向，正義需要不斷延伸至網絡世界。

　　對待網絡這把雙刃劍，如果說法治化治理重在“止惡”；那么公權力機關尤其是政法機關借助網絡平臺，積極推進正義事業，則當屬“揚善”了。這些年政法機關對待網絡的態度和行為方式，歷經了由被動應付到主動回應再到積極建構的深刻轉變，尤其2014年，主流話語呈現出強大的議程設置能力，人們驚呼“反腐輿情進入官方主導模式”。

　　實踐證明，利用好網絡，有利于讓正義的事業獲得新的活力。事實上，自2014年5月30日最高法開通遠程視頻接訪系統以來，越來越多的當事人選擇了這種申訴方式，截至2014年底，已預約排期6000余件，完成接談3000余件。一根網線、一臺電腦，或許就能改變“進京大軍”的上訪格局，信息技術帶給未來司法正義的實現空間，雖然才剛剛開始，但可以預言，這種新型的網絡信訪，有助于終結“信訪不信法”“信網不信法”的現象，真正實現“信網”“信訪”與“信法”的統一。

　　回顧一年來的繽紛“網事”，中國互聯網從來沒有像如今這樣與法治息息相關。讓正義不斷向網絡延伸，經由網絡空間我們也能找到正義的歸屬；讓網絡與正義互通互聯，在正義的事業中我們更能發現網絡技術的正能量。（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