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局限于中國本土的單純的中日之間的戰爭。20世紀初，剛剛戰勝俄國的日本開始考慮通過“世界最終戰爭”戰勝美國，進而取得世界霸權目標時，就將控制和占領富庶的中國東北作為實現其擴張目標的基礎。因此，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的中日對立的加劇和中國的局部抗日斗爭，對阻滯日本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延緩日本向美國發動戰爭具有國際意義。遺憾的是，甚至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中國單獨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戰意義及其戰略地位，仍未納入美、英、蘇等大國的視野。有的國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還對日本采取姑息、妥協的綏靖政策。

　　到日本襲擊珍珠港，將進攻矛頭直接指向美英各國，與歐洲戰場的德國相呼應形成世界戰場時，國際社會終于意識到中國早已開始的抗日作戰的意義，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的主張也逐漸具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的抵抗阻礙了日軍主力向東南亞的轉移，影響了德國在歐洲戰場的行動；中國的持久抗戰導致日本陸軍主力不得不改變其“北進”戰略，使蘇聯避免了兩線作戰；中國在本身承受巨大軍事壓力的情況下，仍從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考慮，派遠征軍協助英軍作戰；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持，兩面夾擊，加速戰局向戰略反攻方向的轉化，使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敵，迅速走向失敗。

　　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提升了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正是基于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切身體驗，美國總統羅斯福充分肯定中國作用，并直接影響了其他各大國對中國的態度。中國從此以平等的身份活躍在頂級國際舞臺上，與各大國斡旋會晤，共商世界大事，確立了在反法西斯陣營中的“四強”之一的地位。在戰爭最后階段籌建新的國際組織的過程中，中國更成為東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參與發起聯合國的創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體制性地跨入大國行列，奠定了負責任的東方大國的地位。

　　戰后在冷戰背景下的數十年里，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評價又一度從國際視野中淡出。在西方中心說的敘事體系中，“二戰”是一場以美國、蘇聯和英國為主的同盟國抗擊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世界性戰爭，而中國為戰爭勝利付出的慘重代價及在戰爭全局中擔負的重大責任失去了應有的位置。冷戰結束，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以全新面貌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時候，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評價開始再次進入國際視野。

　　一個典型事例證明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爭觀察角度的變化。1992年，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前往美國，向曾任中國遠征軍團長的劉放吾表示感謝，劉放吾50年前曾經率領一個團在緬甸仁安羌解救了7500名被日軍圍困的英軍及家屬。此后不久，英國國防部長和美國總統又鄭重地向劉放吾寄去了感謝函。

　　將歷史上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勇氣、堅韌和貢獻納入國際視野，無疑是正確的和必要的。觀察中國抗日戰爭地位與作用視角的擴展，有賴于今天的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時候，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感到祖國強盛的意義。（步平/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