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趙翼論詩說：“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這生動地說明，即使很超前的創新，在一定歷史階段后又會為新的創新命題所取代，社會生活永遠處在“日日新”的變動之中。

　　中國政治學是在鄧小平同志親切關懷下，在改革開放后得到恢復和發展的。今天，政治學研究已涵蓋社會生活多個方面，為推動改革開放和政治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遷和改革發展穩定形勢，尤其是面對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新實踐，政治學迫切需要拓展研究視野。其中，加強政治設計研究是拓展政治學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方向。

　　應當看到，這些年我國政治學界在政治設計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比較扎實的成果。比如，秦德君所著《政治設計研究：對一種歷史政治現象之解讀》一書，在對歷史上政治設計作系統梳理的基礎上，對政治設計的功能、價值、范式、歷史淵源、技術規范、現實運用等提出了許多新見解。但從總體上看，這方面的深入研究還非常少。

　　政治學的產生源于社會生活的深層需要。23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政治學術本來是一切學術中最重要的學術，其終極（目的）正是為大家所重視的善德，也就是人間的至善。”政治設計作為人類歷史中一道厚重多彩的景觀，與整個人類精神和社會生活密切相關。政治設計是容納了豐富歷史經驗和政治智慧的社會實踐，它從本原上影響一個社會的“合理”程度，其目標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實現公共生活的“善”。同時，政治設計是有著系統方法論的經世致用的社會技術。

　　歷史經驗表明，很多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單單靠“講道理”是不夠的，更需要以科學方法和思維進行制度、體制等方面的建構和創新。比如，即將展開的“十三五”規劃在一定意義上就屬于一種政治設計。制定指導性強、科學性高的規劃，對于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無疑具有重大作用。再如，把反腐敗的希望寄托于“人性完善”是靠不住的，為政清廉不僅要靠人的自律，更要靠制度約束，需要設計和創制科學的法律制度。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已經有條件對重大問題通過政治設計的思維和技術方法進行深入研究，從而更為系統、有效、擇優地解決這些重大問題。現階段推進政治設計研究，至少有三個方面的現實需求：一是從學理上梳理、歸納歷史演進中政治設計的基本實踐與基本類型，并探尋其背后的歷史動因；二是對人的主體性、主體精神在歷史發展中所起作用及其與“社會自發秩序”的互動關系進行深入研究；三是進一步吸納政治設計的歷史經驗，遵循科學方法，為今天的政治發展尤其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優質的資政參考。比如，當下中國特別需要推進法治和制度建設，建立健全剛性規則體系，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諸如創新不強、思想比較老舊、長期跟蹤研究不足、科學規范不夠、理論提升不夠、數量分析不夠等問題。社會生活一日千里，政治學作為一門與社會生活有著較強聯系的學科任重而道遠。政治學研究者應發揚關注現實生活的傳統，將政治設計引入政治學研究，更多通過政治設計的方法、技術為重大公共決策提供切實有效的智力支持。（王邦佐，為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原黨組書記、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