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德性為精神內核的民族，因而漢語中的“道德”一詞遠遠超越英文單詞ethic或morality所能承載的意涵。道家典籍《道德經》承載了古人對這一概念的深邃理解，其中有一句叫作“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即以“恰到好處、過猶不及”作為衡量人之德性的重要標準。簡而言之，“道德”一詞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既是一種自我修養，也是人們處理自身與自然、他人和社會的一種價值取向。

　　然而在現代社會，道德時常被簡化為一系列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行為模式，從一個動詞變成了一個名詞，即“有德”與“無德”“多德”與“少德”的粗暴區分，其中“無德”或“少德”也往往在老百姓的日常語匯中變成“缺德”。這種將中國博大精深的德性觀簡化為一種類似財產所有權的話語邏輯，其實仍是建立在一種利己主義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在當下的境況中，若一個人怒斥另一個人“缺德”，則暗含著對方的某一具體行為直接或間接地損害了自己的利益，無論是物質利益還是精神利益。但這種利己主義，又往往是以公共精神為假借的話語依托的。一個人會在道德上批評另一個人，總是在言談中體現為對對方破壞公共利益的指責，但在很多時候，公共利益本身也是一個邊界和內涵都很模糊的東西。

　　當然，本文的意思并不是說我們應該對他人的德性持冷漠的態度，這同樣不符合中國文化關于高尚的精神生活的標準。而是，所謂的公民道德應當首要是一種“有余地”的自律狀態，是公民個體在德性層面上對自己的約束和修養。只有實現了這一點，那種時常體現為“互相指責”的所謂“道德正義感”才有了價值的基礎。

　　要實現這一點，首先就是將基本的公民德性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之中，使之成為一種必備的現代素養，從而改變原有教育體系唯知識至上的功利主義思路。而這種德性教育應當以“自我約束”和“自我修養”為價值內核，令年輕人在各種社會關系中形成溫潤如玉的謙謙君子之風，而不是將道德化約為“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

　　其次，是要在最大范圍內確立穩定的公序良俗，尤其要明確法律和道德的界限。這也就是說對于道德習俗的建設，要與對法律秩序的建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兩者既不可割裂也不可混淆。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對德行教化的重視程度極高，因而在很多時候法律體現為一種帶有強制力的道德，這就是混淆了法律和道德范疇的體現。所謂“善良習俗”本應是“法無明文禁止”的情況下社會公認的普遍道德觀對行為主體的約束，但由于法制建設的倫理化和道德化，導致道德話語的泛濫成災，甚至在一些領域僭越了法律的權威地位。

　　最后，是文化所能發揮的作用。德性的失落以利己主義的興起為主要特征，這固然不能算是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中的新狀況，卻也顯然與社會文化的自我調節能力無法與物質繁榮帶來的欲望和焦灼相匹配有密切關系。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經濟騰飛及其帶來的種種精神層面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包括文藝創作、人文研究、大眾傳媒等文化體系的充分重視，故而整個社會也就缺乏對德性問題的深刻內省與反思，也難怪道德在很多時候演變為“黨同伐異”的話語游戲。

　　依舊是《道德經》中所言：“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中國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對于公民道德的建設也應在傳統的文化資源中汲取養料。道家德性原則所奉行的“不盈”（約等于“不自滿”）原則，無疑是對物質極大豐富、經濟極大繁榮所帶來的精神層面的“盈余的空虛”的最有力的制衡。簡單地引入一些道德行為標準，或許便于宣傳，卻無法解決根本上的問題。只有促使人們對這個以“盈余”為特征的時代展開內心深處的反思，我們的道德建設才能有實質的成效。（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