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一些社會新聞，談起時讓人的心情變得復雜、道理顯得蒼白。引起熱議的被拐女成“最美鄉村教師”事件，正是這樣一則案例。這樁多年前的舊事被重新翻出并迅速引爆輿論，正在于它戲劇般地將命運與不公、法律與倫理、苦難與拯救等諸多沉重的主題匯于一身，吸引人們從不同角度表達自己的情緒和立場。

　　據報道，1994年，年僅18歲的河南姑娘郜艷敏在石家莊火車站被人販子拐騙，轉手以2700元的價格出賣到河北曲陽縣下岸村。在飽經屈辱、暴力與絕望后，她選擇了接受現實，并成為當地村里的代課老師。一個偶然的因素讓郜艷敏成為媒體關注對象，引來不同聲音。人們對這一事件表達的同情、憤怒與譴責，都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位命運多舛的女子，在歷經劫波之后，該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

　　站在法律的立場，答案很簡單，因為郜艷敏已經用行動做出了回答，那就是留在當地。如果這是郜艷敏的真實意愿，那么即便大家有不同看法，也必須尊重她的選擇，因為她是一名“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其中的法理也并不復雜，那就是：法律不僅要對人販子的犯罪行為做出嚴懲，而且要致力于修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由于被拐婦女已經和當地產生了新的、比較穩固的社會關系，且表示接納這種關系，所以，為了避免二次傷害，在婦女本人沒有受到外力脅迫的前提下，法律應該尊重當事人的選擇。這是法的基本價值之一，即安定性的體現，也是對婦女意志的尊重。

　　正是基于這一考慮，公安部在《關于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適用法律和政策有關問題的意見》中規定，“對于自愿繼續留在現住地生活的成年女性，應當尊重本人意愿”。也是同樣基于維護現存社會關系的角度，我國現行刑法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如果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盡管目前正在征求意見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對此有不同表述，但仍然應該說，現行規定是建立在對被拐賣婦女及其家庭現狀的深刻體察之上的，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立法精神，有其內在的法理與道理。

　　而在輿論場中，對個體苦難秉持何種態度，決定了圍觀者的氣質與格調。是正視個體的苦難與不幸、真正站在受害者角度考慮問題，還是虛擬一個至高的道德立場，借他人的不幸消費苦難，人們需要作出選擇。我們不能為了彰顯自己的站位辯得熱火朝天，卻讓那些真正導致不幸的原因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正如大詩人奧登的名句：一切是多么安閑地從那樁災難轉過臉。

　　法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為了救濟個體的不幸而存在，同時也必須對源自人心的正義呼喚做出回應。需要看到，在郜艷敏事件背后，是社會公眾持續已久的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痛恨。保護婦女兒童、捍衛家庭，應該是法律尤其是刑法的目標之一。在立法的人道主義和立法的回應性之間，立法者應該、也必須做出決斷。我們希望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能夠得到根除，同時也希望，對那些深陷個體不幸的郜艷敏們，人們多一些真正的關懷，少一些“然而這并沒有什么用”的情緒宣泄。（白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