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中下旬，作為北京社科院學術考察團成員之一，我對埃及、塞浦路斯、以色列三國主要城市進行了學術訪問與考察。時值猶太人贖罪日，佇立在耶路撒冷的哭墻邊，聽著金頂上傳出的蒼茫誦經聲，目睹著現實世界人們的文化分歧、宗教沖突、武裝對立，我深深地對這片土地的現狀感到憂慮。這觸發了我的思考，就是如何以中華文化助益西方。

　　要讓中華人文助益西方，可以先從西方歷史文化的三問開始考察。一是古文明中斷之問。無論是古埃及、古希臘，還是古印度，其文化都因為外族的入侵而被中斷。二是貝爾之問，即先進文化為何不能補益落后文化之問。西方歷史學家貝爾提出 “希臘文化的靈魂，即思想自由、完整的人性、微妙的平衡、面對殘酷現實表現出的無所畏懼，這些希臘人的榮光，卻沒有被輸送到埃及，反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枯萎了。”三是文化與宗教傳統的沖突之問。西方宗教思想沖突的現實化在歷史上不斷疊加。從早期的猶太教，到基督教，伊斯蘭教，文化有共源，但發展出的宗教卻相互排斥，各形成一種生活方式，族群閉合，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所有的人在一出生就被拋入了一種不可選擇的文化處境。雖然從宗教家的情懷與學者的視角可以強調博愛，但現實沖突不斷。

　　西方歷史文化三問，中華文化同樣面臨過并有獨特的解答。首先，中華文化“能不它化而自存”，故文明綿延未斷。中國歷史曾經很多次被其他民族占領，但文化體系卻基本沒有被中斷，相反，很多民族的文化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其中有一點值得思考，就是中華文化以禮儀文明為高，不固守，不認為自己就是高，誰有禮儀誰就是中華。所以“夷狄得禮義則中華之，中華失禮儀則夷狄之”。可見禮儀與修養作為一種文明象征超越了宗教與文化的高度。

　　其次，中華文化“能化它而相存”，故能教化四邊。中國文化所到之處，能與其文化共處，甚至最后教化當地，中國的歷史發展變遷體現了這一規律。“胡越一家”是自古與周邊民族的相處之道。猶太民族在世界各地從未被同化，只有在中國的一支被中華文化融合了。

　　第三，中華文化“能和而不同而共存”。中華文化中各種文化與宗教間的差異，沒有在現實層面發展到你死我活的斗爭，卻是“和而不同”的共生發展，中華文化認為“同則不繼，和則相生”，即強求統一就失去了差異，而差異共存恰恰可以相互促進與和諧。其文化上有某些開放性的做法值得總結，其一如文化與政治適度分開，歷朝高層可以有不同信仰，但百姓生活的人倫有共同的規約。二是民間信仰只要不與政治結合并干預政治，就是自由的。所以民間信仰自古是自由的；三是每一次大的文化融合都是融合各家的精華，文化融合既呼應時代，又在學理上充分論證，而非在做法上突然中斷或終結。中斷與終結是西方傳統文化之痼疾。中華思維里沒有終結，只有時代精神在天道照應下的不斷更化與綿延，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中華文化自古就是以開放性姿態融合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而豐富起來的。正如人的生命需要多維營養，文化也需要各種資源交相滋養。今天各國文化的傳承與創造已經不能局限于各自傳統，要放到世界文化的發展中去看。如此，相互助益，打開胸襟，庶幾可以長久共興。中國貢獻給世界的，除了經濟，應當還有文化與思想。為不同文明沖突提供解決方案與思路參考，應當是人類共有的文化責任。 （作者劉偉見系北京社會科學院國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