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王在位時，財政困難，以至連器皿都要向各國乞討。但他執意要鑄鐘，以顯其祥和之音繞梁。對此，司樂官不僅不支持，還表示強烈反對。周景王不聽勸阻，不聞“雜音”，不惜勞民傷財，硬是將大鐘鑄成，并對司樂官說：“鐘果和矣。”司樂官卻說：“未可知也。”景王問其故，他解釋說：樂聲與政聲相通，才為祥和之音。現今為鑄大鐘，鬧得財亡民疲，莫不怨恨，哪里還有祥和之音。又進一步說：民眾所喜好的，很少有不興盛的；民眾所厭惡的，很少有不廢棄的。所以，民諺講眾心成城，眾口鑠金。

　　這個故事揭示了一個道理：祥和之音在民聲。

　　無疑，祥和之音，人皆喜之。但祥和之音到底在哪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孟子認為，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晏子認為，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鄧小平講得更透徹：人民群眾擁護的、贊成的、高興的、答應的。一句話，對于心中裝著民眾的人來說，祥和之音既不在大鐘樂器中，也不在舞臺表演中，更不在形象工程中，而是在民心民聲中。

　　1900多年前，當時的狐奴縣百姓廣泛傳唱著這樣一首歌謠：“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公為政，樂不可支。”當時，百姓這種“樂不可支”的傳唱，就是最美妙、最動聽的祥和之音。這種祥和之音，甚至能讓喜鵲聞之不飛、黃鸝聞之不唱。為什么？就在于“張君為政”的德政：張堪在拜漁陽太守時，看到當地老百姓的日子過得不富裕，“乃于狐奴開稻田八千余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老百姓感念這位為民著想、替民謀富的太守，于是就有了這首歌謠。

　　古而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可以說，凡祥和之音，皆本于聲，發于情，系于德政。

　　德政，實為德正。“民生厚而德正。”倘老百姓家無隔夜糧、身無遮羞裳，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民生厚”。即便溫飽問題解決了，若辦件芝麻小事，都須求爺爺、告奶奶，沒個十天半月，甚至一年半載，不把門檻跑斷，不把額頭碰爛，都別想辦成，或者即便事辦成了，也是“給面子”，是“恩賜”，這都與“民生厚”是南轅北轍的。可以肯定，這都難以留下祥和之音。

　　德正之正，正在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后可舉。而非視民若無，我行我素，或者對民只是“使由之”，不讓“使知之”，似乎老百姓天生就不需、不該有知情權似的。由是，不僅難有余音繞梁的祥和之音，甚至有可能生發出別有幽愁暗恨生的忿忿之音。

　　德正之正，說到底，正在想民所想，急民所急，憂民所憂，樂民所樂，即便有的事利倍于今，但不便于后，也絕不可為。若認為只要是利倍于今的事兒，就可大做特做，甚至以吃子孫飯、斷后代路為代價謀求“顯政”，以為如此仍可聽到祥和之音，其結果很可能不會太美妙。

　　周景王鑄成大鐘后的第二年即崩，“鐘不和”。其崩的原因史書未寫，卻深蘊“勞民費財，禍所由生”，而周景王一意孤行、不顧民怨亦永為后世鑒。（張保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