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規矩，不以規矩，不成方圓。規矩既是規范、法則，也是標準、尺度。做人有行為規范，做事有游戲規則。《管子·法法》說得好：“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圣人能生法，不能廢法以治國。”所以，盡管規矩也需要視時立儀，與時俱進，需要不斷地修改修訂，創新完善，然而卻不可以一日無規矩，更不能不懂規矩，不講規矩，不守規矩。古人有言，世有亂人而無亂法。古諺亦云，曲木惡直繩。可見，規矩不僅是方法論，亦含有世界觀。

　　傳統文化意義上的規矩，主要體現在“禮”與“法”兩個方面。禮者，履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文縐縐地，是軟規矩。法者，刑也，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威赫赫地，是硬規矩。禮無不敬，法無不肅。禮的核心是敬——敬重，敬畏，表現于對萬物的尊重；法的核心是肅——肅然，肅殺，表現于對法律的戒懼。有道是，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換言之，禮與法的價值實現，以是否“犯法”為疆界，它是一個是否對當事者及其親屬乃至社會構成傷害，以及是否造成耗費公共資源、增加執法成本，從而涉及倫理、文化、政治、經濟等社會多方面的大問題。諺云，禮從俗，事從官。“俗”指風俗習慣，是禮的范疇，是長期以來家風民俗耳濡目染、文化熏陶潤物無聲而形成的軟規矩；“官”指政事官法，是法的范疇，是為維護公平正義、保護生命財產、打擊犯罪活動而制定的硬規矩。故曰：禮制君子，法制小人。

　　不管是軟規矩，還是硬規矩，其目的在于規范；規范之手段，在于賞罰；賞罰之本，在于勸善懲惡。俗話說，賞先遠，罰先近。《左傳·昭公五年》亦云：“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韓非子·有度》亦曰：“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否則，即如《管子·版法》所言：“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所以說，法律者，公器也；賞罰者，利器也。若賞罰不行，則諸事難成。正由于此，自古以來凡制定良法者，必定還要考慮到它的可操作性和實施效果，故需謹慎研判，反復推敲，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斷不敢輕率地制定出臺這規矩那法令。據《論語·憲問》記載：“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講的就是春秋時期鄭國起草政令法規，裨諶等四位賢大夫一齊上陣，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反復地磋商研討，然后形成完美文本。這是多么審慎而嚴謹啊！

　　《尚書·大禹謨》有言：“刑期于無刑。”意謂用刑的目的，是為了將來不再用刑。這是先哲們的一種偉大而悲憫的情懷。同理，立規矩也是為了培養人們守規矩的自覺性。人心中的這種寶貴的自覺意識，明代大儒王陽明先生稱之為“良知”。他在《別諸生》詩前四句寫道：“綿綿圣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規矩，從來就不是目的；規矩只是工具，禮法是其內容，賞罰是其手段，方圓才是它的目的所在。所謂方圓，就是依照一定的規矩，公平公正、規范合理、持久高效地做事（包括行政）。方圓是規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能“出方圓”的規矩，是一種遲早要廢棄的工具；不能“行方圓”的人——特別是官員，終久會領教硬規矩的剛性。好官必然是規矩的遵循者和方圓的踐行者。好官是看得見的哲學。（李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