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論者喜歡采取體用模式予以解說。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等，就是體用模式說的典型代表。但我以為，這些說法都難以得出站得住腳的結論。因為“體”是主語，“用”是謂語，“體”與“用”關聯在一起，不可分割。借用古人的話說，叫做“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中學、西學作為兩種思想資源，并不存在孰為“體”、孰為“用”的問題。武斷地把哪一個定為“體”、把哪一個定為“用”，恐怕都不合適。講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當然牽涉到“體”的問題。不過，這個“體”其實就是當下我們自己。只有活著的人才有思維能力，才有資格作為“體”。先哲早已作古，不能再思，也不能再想、不能再說。先哲只能為我們提供思想資源，不能為我們提供當今時代所需的現成思想。利用先哲留下的思想資源，打造我們自己的思想世界和現實世界，我們責無旁貸。無論傳承還是創新，都必須以“我”為主體。當然，這個“我”是大我，不是小我。從這個角度說，“打通中西，成就自我”，就能更好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在處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上，有兩種傾向需要糾正。第一種傾向是只講中國傳統文化，排斥其余兩種。客氣地說，這叫做文化守成主義；不客氣地說，這叫做文化保守主義。按照這種傾向，我們既不能合理傳承，也不能科學創新。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現實的。第二種傾向是只講西方文化，排斥其余兩種。有這種傾向的人，被人們稱為西化派。西化派其實是思想懶漢，只能拾人牙慧，并沒有創新能力。我們必須突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對中國哲學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簡言之就是如何形成哲學創見的問題。我們應有解放思想的勇氣，不囿于成說，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人云亦云，跟著感覺走，是做不出學問來的。做學問不能只用眼睛，更重要的是用心。借用司馬遷的話說，叫做“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然，“我見”還不等于創見。“我見”必須經過充分論證，以理服人、被大家所認同，才能稱得上創見。令人遺憾的是，當前存在的問題意識不強、論證不充分、詮釋不到位等情形，影響著創見和創新成果的問世。例如，哲學史作為理論思維的歷史，應以問題變化為線索。哲學史雖可以看作歷史學的分支，但不能將其等同于一般的歷史學。哲學史所關注的對象主要不是事件，也不是人物，而是問題。講哲學史必須突出問題意識，把每個階段哲學家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找出來、講清楚，把每個哲學家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找出來、講清楚。張岱年先生說：“現在講中國哲學，對于一個哲學家的原文，實不只是印，而亦是證；不是引述，而是引證。”有些人可能誤解了他，以為引證可以代替論證。其實，引證代替不了論證，能把道理講透徹才是真本事。講道理就是詮釋，就是把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在當下的語境中變為活生生的思想。這就需要增強問題意識、時代意識和主體意識，在吃透思想材料的基礎上提出創見來。（宋志明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