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經濟發展迅速，文化卻相對滯后，這樣的“文化甩尾”帶來了種種困惑，并在社會中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焦慮癥候群”。

　　本期開始，我們推出《攻克轉型期“文化甩尾”》系列評論，將視野鎖定在文化、教育領域讓人們困惑的諸多問題，辨析其存在的真偽、形成的原因和解決的方法，力圖從文化、經濟、社會等多個角度進行剖析，為社會文化、社會心態的健康發展提供建議。

　　——編 者

　　說來也怪，屠呦呦和莫言的獲獎，彌補了多年來中國人對于諾貝爾獎的遺憾，卻未能有效消除一種集體焦慮，有關大師的焦慮。

　　隨著幾年前季羨林、吳冠中、錢偉長、周汝昌、徐邦達、羅哲文等多位科學文化大師的駕鶴西去和“錢學森之問”的提出，對名家大師的呼喚、對文化與精神之充沛和豐盈的向往、對一流人才的渴求便始終彌漫，甚至讓不少人陷入一種“集體焦慮”。

　　細細琢磨，個中原因復雜，而最根本的，或是因為物質富足后，對于精神文化的渴求，是經濟發展、國力強盛之后，重樹文化與精神自信的需要。

　　是的，我們中國人一向是居安思危的，對于諾獎、大師，尤其如此。我們深刻地意識到，盡管今日中國已處于一個空前大變革的時代，一個經濟飛速發展、國力強盛的時代，但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對世界文化曾做出歷史性貢獻的國家和民族來說，相較于5000年源遠流長的燦爛歷史，我們在近百年來人類科學文化進步的進程中取得的成就仍相對有限，涌現的大師級代表性人物還遠遠不夠。

　　這種憂慮在當下，顯得尤為迫切。

　　當我們的出版物、影視作品在數量上已經居世界前列，質量卻無法拾起足夠的底氣與自信的時候；當我們已當仁不讓地成為“論文大國”，卻仍與科技強國相距甚遠的時候；當我們的高等教育規模已經居世界第一，但還遠非高等教育強國的時候；當越來越多的優秀學生選擇“用腳投票”，在低年齡段便去國外留學的時候……我們在埋首躬耕之余仰望星空，感受到了那份刺目與焦灼。

　　更重要的是，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由于巨大的商業利潤誘惑和功利的評價體系導向，我們的部分文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們，忘記了藝術與科學的根本使命，被名利和金錢攆著向前跑，向金山銀山跑，這份焦慮感更是與日俱增。

　　因此，從深層次看，在“諾獎情結”與“大師焦慮”背后，重要的不是我們對于一兩個獎項的在乎、對于究竟何為大師的爭論，而是我們對于人才的珍視，對于健康的文化、教育、科技風氣的呼喚，對于整個民族文化自信的渴求。

　　樹立這份自信，需要做的很多，要改變“短期功利主義”，營造尊重人才、善待人才的氛圍，在整個教育階段鼓勵學生的個性發展、創造性思維及批判思維，優化評價體系與導向，更重要的是，要激發教育、文化、藝術、科技各個領域對于樹立文化自信的使命與擔當。

　　獲得“安徒生童話獎”的時候，作家曹文軒說，“這個經歷了無數苦難、遭受了無數苦難的國家，一直矗立在我身后，除了給我意志之外，一直向我源源不斷地提供著獨特的、價值連城的寫作資源。”這句話背后的含義是，今天，在每一個藝術、文化、科技領域人才的背后，都有一個強大的背景——中國。為此，我們有理由自信，更需要堅守那份責任。

　　教育即生長，人才的出現也是如此。沉下心來，優化土壤，堅持對于一流的不懈追求，假以時日，一定會有更多代表時代的大師級人物涌現出來。（趙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