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觀察】  

　　近年來，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工作圍繞中央和市委中心工作，堅持問題導向，虛事實做，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開展了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著力加強對公眾反映強烈的不文明行為的專項整治，在城市文明建設的各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緊緊圍繞貫徹落實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大方面建設為一體的發展思路，精神文明建設工作開展的積極探索和有益實踐。

　　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在經過連續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之后，一個適應現代生產力發展和全球經濟時代的市場經濟制度在我國基本得以確立，同時也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面臨著眾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市場經濟制度尊重私人價值，激發起人們追求個體利益目標的原始創造力，但在財富涌流的同時，也會產生資源分配不公和發展機會不均等的問題。這就迫切需要我們認識到發揮人性中固有的學習能力的重要性，懂得在實現個人利益追求的同時，如何協調好公共性關系以求共同的發展。這就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宗旨和重要性所在。

　　在西方話語體系里，“文明”一詞（civilization）由“市民”一詞（civil）演化而來，語意為現代文明來自市民。在現代漢語中，文明是泛指社會的一種進步狀態。它和野蠻相對應，是人類發展人文水準的標志。衡量一個社會或城市的文明程度，物質硬件的發展水平固然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治理水平和人文風貌。這些被稱為城市軟實力的元素，其實很大程度和精神文明建設水平有關。

　　城市歷來是文明的載體，而體現城市文明程度的主體是市民，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廣大民眾。因此城市精神文明程度直接和市民素質以及公共管理水平有關。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上衡量發展的價值觀經歷過三次重大改變。首先，經濟增長理論占上風。一般認為經濟增長了，物質財富多了，社會自然也就會發達起來。但是結果發現并非如此，反而往往是經濟發展了，許多社會不平等問題也冒了出來，經濟增長未必帶來社會進步，富裕社會里同樣也有貧困群體。然后，各國就強調只有普遍滿足基本需求才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需求普遍滿足的發展觀開始抬頭，并指引各國的公共政策。大眾消費、社會保障與公共福利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但是后來人們又發現，人類的需求是無限的，而地球與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我們不能為了一代人或某些特定群體的需求，犧牲子孫后代乃至全人類的利益。單方面的經濟增長和普遍滿足需求帶來的是資源枯竭、生態環境破壞、民粹泛起等一系列深層次的發展屏障問題，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當代世界，各國已經把提高人的素質作為發展的第一要務，素質提高論成為衡量發展的重要指標和價值觀。聯合國推行的人類健康指標體系，已經把傳統意義上以衡量生理健康為主的健康測評體系，擴充到同時衡量“心理健康”和“哲理健康”的指標體系。在一些發達國家，衡量社會發展的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指標體系，也開始被解讀為是測量“生命質量”的指標體系（life一詞可以理解為“生活”同時也可理解為“生命”），在測定生活“短板”的質量指標中增加了許多體現人的生命價值的指標，如公益精神與志愿行為等等。所有這些轉變都意味著，人們對發展的理解越來越從物質層面遞進到精神層面。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文明素質的提升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共識。

　　我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30多年時間中，同時經歷了經濟增長、需求滿足、人的素質提高等不同發展觀的洗禮，采取了同時注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發展戰略，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在人的素質提升方面，我們通過持續不斷的精神文明建設，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之路。近年來，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將單位、社區、家庭等作為主要平臺，以人為本、虛事實做，既通過除陋習、交通整治、新“七不”規范、誠信紅黑榜等活動來劃出道德建設的底線，又運用優秀傳統文化、家風鄉賢、志愿服務等正面引導來樹立價值引領的標桿，為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注入了新內容。

　　縱觀當前日益快速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進展，上海通過精神文明建設，關注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弘揚、關注社會發展熱點難點問題的解決、關注培育負責任有擔當的現代公民，通過不斷提高市民的綜合素質，促進社會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形成良好的市民素質和社會道德風氣，打造城市文明的展示窗口和城市管理的軟實力，并使之成為間接推動經濟增長與物質財富積累的生產力，這種發展思路和做法值得肯定和推廣。（盧漢龍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