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12日電（新華社記者樊曦、吳曉穎）“我們現在去了解古代經濟社會狀況、人們的生活狀態靠什么，除了古人編撰的歷史外，更多靠的是傳承下來的文學、藝術作品。試想一下，幾百年后，我們能為后人的博物館里放些什么？難道只有情戰、官戰、商戰的小說嗎？”

　　作為一位著名作家，阿來賦予作品一層異域魔幻色彩。作為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協主席，阿來在談起現代的文學狀態時，透露出一股淡淡的憂傷。

　　阿來說，近年來，文化體制改革分了兩個路徑，就是把文化事業和產業分開。改革后，文化產業方面的確收到了很好的經濟效果。但是不少企業片面追求經濟利益，放棄了許多文化產品應堅持的東西。

　　“這個過程中我是得利的，但不能憑個人的小利益來判斷大的文化環境的好壞。”他說。

　　在阿來看來，判斷文化產品的好壞，不能只有商業判斷，更應該有審美的標準、道德的標準。“文化產品應該對公眾有引領作用，而不是完全被市場需求牽著走，否則，這樣的產品對塑造中國人的品格，對中國人內心世界的建設能有什么意義？”說這話時，阿來的語調仍然溫和平靜，但卻掩飾不住心里的憂慮。

　　作為一名藏族作家，５４歲的阿來出版過《塵埃落定》等令人耳熟能詳的作品。人們對他文學作品的評價，多是“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語言“輕巧而富有魅力”、“充滿靈動的詩意”。

　　２０００年，阿來憑借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在文學造詣上登上一座高峰的同時，阿來在文學的商業運作上也取得成功。

　　“你現在去書店里看看，最暢銷的書是什么？無非是描寫情戰、官戰、商戰的書，講的都是如何勾心斗角，宣揚的是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為了賺錢，一味迎合而不是引導社會趣味。”談到此，阿來不無憂慮。

　　其實，阿來的反思也是現在很多學者所擔心的，因為文化本身不僅是文化問題，還關系到社會道德問題。

　　“文化其實是全民的事情。國際上有一種說法——一個國家除了經濟、軍事安全，還有一個文化安全。雖然歷經幾千年風雨，中國之所以還是中國，存在的根基就是文化。”

　　作為全民中的一員，阿來也在反思自己。“我們文化人，也要經常提醒自己，自己就是文化的生產者提供者，要有自律。”他覺得，國家應該有一種文化大戰略，把好文化品質的關，藝術品質的關，也要把好對歷史、對現實負責的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