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解決好學風問題

    從前盛贊某人著述豐富，常用“著作等身”一詞。在寫作艱辛、出版困難的古代，能留存下幾卷嘔心瀝血之作以遺后人，那就是“立言”的不朽功績了。在地方志的藝文志或經籍志里，很可能要寫上一筆，從而名垂青史。

　　進入現代社會，出書作文對于普通人而言都已經不是難事。尤其是近些年，學術研究逐漸進入“課題時代”，加之學術普及化的需求日益增加，書籍和著述已然褪去原有的神圣光環，成為眾多流水線“產品”之一種。倘若今天還有哪位學者自詡“著作等身”，甚至把著作堆起來與自己的個頭一較高下，那真是要貽笑大方了。

　　其實放在任何年代，人們所看重的都是作品的質量而非數量。1925年清華大學新成立國學研究院，梁啟超提名陳寅恪任國學院導師，校長以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而面有難色，梁啟超回答道：“我梁某人雖算得上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中國民俗學奠基人，“人民的學者”鐘敬文先生，一生著述無算，去世之后由后學編成的《鐘敬文全集》有42冊1600余萬字。但鐘先生晚年很認真地和學生說，其一生真正算得上論文的只有“兩篇半”。著名學者、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一生貫徹“三不主義”，除了“不赴宴”“不過生日”外，還有一條就是“不出全集”，因為在他看來，人的一生寫的東西很多，但稱得上精華的實在不多。

　　永遠致力于學術精品的寫作，永遠保持對于盲目追求數量的警惕，當是每一位學者應有的學術自覺。無須掩飾，當前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確實存在一些心浮氣躁的不良風氣，主要表現就是急功近利、東拼西湊、粗制濫造，看不到長遠，也不看長遠，而只盯著眼前的指標、榮譽、課題任務或職稱要求，熱衷于走捷徑、混圈子，其結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所言：“有的同志比較激烈地說，現在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

　　白紙黑字的著述從來就是一件無比嚴肅的事情。顧炎武曾經告誡弟子，對待著作要慎之又慎，因為它“與君輩相處之日短，與后世人相處之日長”，因而立言之人須“立千秋以上之人于前，而與之對談；立千載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糾擿”。當今的學者，尤其是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要有這樣的歷史關懷和學術期待。

　　尼采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若每一位學者都可以像鐘先生那樣，回首一生時能找出自己的那“兩篇半”論文，則中國學術邁向高峰可望，中國學人也將頂天立地于世界學術舞臺中央。(李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