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是學雷鋒日，在全國性學雷鋒活動紅火進行之際，“雷鋒精神”也成了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熱議的新話題。對于如何建立學雷鋒長效機制，全國人大代表吳建平等聯名建議，設立公民道德最高獎——“中國雷鋒獎”，獲此殊榮的公民可以享受全國勞模的待遇，以嘉勉各行各業中樂于助人、默默奉獻的優秀公民和道德標桿。（3月6日《京華時報》）

　　今年是毛澤東同志“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49周年，欣喜之余，人們卻對“雷鋒叔叔沒戶口，三月來了四月走”的怪圈會不會重演不無擔憂，而全國人大代表關于設立“中國雷鋒獎”的聯名建議，無疑體現了人們渴盼“學雷鋒”活動常態化、機制化的公眾訴求，擁有三重意義，勢在必行，影響深遠。

　　首先，設立“雷鋒獎”讓道德褒獎更加具象。在現實生活中，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人物。比如，文學界有“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新聞界有“長江韜奮獎”，建筑工程界有“魯班獎”、“詹天佑獎”等。就道德層面而言，盡管我們樹立了為數眾多的“道德模范”、“見義勇為英雄”、有了“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但由于這些活動涵義過于寬泛，而且缺乏標志性人物，給人的印象并不深刻。以家喻戶曉、享譽半個世紀名人“雷鋒”命名“公民道德最高獎”，既當之無愧，又易記易學，也可避免道德獎零散雷同、標準不一的尷尬和僅以“好人”、“最美”冠名的指代不明。

　　其次，設立“雷鋒獎”有助道德價值重塑。把“雷鋒精神”簡單解讀為“做好事”是認識誤區。其實，雷鋒不只是一個愛管閑事的“慈善家”和“好心人”，更是一個知恩圖報、誠實守信、躬身踐行的道德楷模。“雷鋒精神”不僅包含助人為樂的個人品德，還有敬業愛崗的職業道德、遵章守紀的社會公德和艱苦奮斗的傳統美德。這與我們力倡建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謀而合。在道德滑坡、誠信缺失、價值多元的時下社會，設立“雷鋒獎”，無疑會為道德回歸樹立一個可望并且可即的形象標桿，其對于提升全社會公民思想道德素質的引領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其三，設立“雷鋒獎”有助于學雷鋒常態化。任何活動的常態化，總要以一個標志性事件作為載體，“雷鋒獎”的設立與表彰或將成為學雷鋒活動常態化的有效抓手。應該說，“雷鋒精神”的真諦就在于平凡中見偉大，即永不生銹的“螺絲釘精神”：擰到哪兒就在哪兒發光發熱。人人不可能見義勇為，但卻可以有所作為，而這正是社會亟須且普通人都能做到的。要通過對“雷鋒獎”的權威性解讀、制度化設計、日常性爭創和例行性表彰，讓“雷鋒“的名字與精神與國人為伴、與時代同行，時時凈化著國人的心靈、左右著人們的言行，召喚人們崇尚真善美，摒棄假惡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