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年位居全國各省區首位；

　　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年位居全國各省區第一；

　　60個縣（市），30個進入全國百強縣……

　　其實，又何止是這些——

　　在杭州，當李金寶走進鄉圖書館，輕輕一點鼠標，就能借閱到自己心儀的圖書時，他發自內心地感慨：“城鄉鴻溝正在填平！”

　　在寧波，當四川閬中籍農民工茍洪才在“外來務工人員電影節”上意猶未盡地享受了一頓又一頓“文化大餐”時，他喜形于色地稱贊：“處處能感受到以人為本！在這里打工，硬是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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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土地讓人充滿好奇與敬意，激發人去探尋浙江發展之道。

　　一

　　浙江先天不足：“七山一水兩分田”；礦藏資源乏善可陳：缺油少煤，95%以上靠外來輸入；海防前線這一區位，又讓國家投資遠遠繞開……不過，困厄，對于不屈者來講，是催人奮進的硎石。改革開放以來，憑著“走遍千山萬水、吃遍千辛萬苦、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的“四千精神”，浙江人勇立時代潮頭。640多萬浙江人在省外創業，“無浙不成商”、“無浙不成市”成為新時期的流行語。

　　浙江崛起，與“義利并重、工商皆本”的“浙江文化基因”有關——這一基因，讓浙江人“一遇陽光就燦爛、一遇雨露就發芽”。但更重要的原因呢？是浙江歷屆黨委、政府一以貫之的“低調務實”、“由里往外美”的執政理念。

　　人們評論浙江，最常用的詞是“藏富于民”。“藏”，離不開“執政為民”的胸襟和不計個人得失的氣度。

　　2008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不期而至。2009年第一季度，全國GDP同比增長6.1%，而浙江只有3.4%。是為了面子、先保住GDP增長，還是繼續推動轉型升級？

　　浙江沒有絲毫的猶豫：“困境中更要咬定轉型升級！復原傳統增長方式，即使暫時保住了經濟指標，今后仍然躲不過發展難關。”轉型升級的攻堅戰打響了。2010年開始，紹興縣對排污不達標的企業一律貼上封條。有“南方五金城”之稱的諸暨市店口鎮，政府頂著“砸了店口人飯碗”的輿論壓力，毅然關停了1304只土爐。

　　政風，決定著社會風氣，也決定著經濟走向。長期以來，GDP是否增長，是衡量干部政績的一個硬杠杠。在任期內，如果GDP沒有大的增長，想評優？想升遷？難！這樣的比賽，容易帶來這樣的結果：為了GDP增長，有些人便把環境保護拋在了腦后。于是，盡管三令五申保護環境，小造紙、小化工仍屢禁不止；本來秀麗的山水，會被開山取石弄得千瘡百孔……

　　浙江毅然停止了GDP競賽，卸掉“政績枷鎖”——抓GDP增長是政績，解決民生困難、生態環保問題同樣是政績。

　　地處浙江西部天目山區的安吉曾是浙江20個貧困縣之一。這個縣的“污染名號”同樣聞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造紙、化工、建材、印染等企業遍布全縣，青山被毀，污水橫流，嚴重的水污染危及下游的太湖。1998年，國家有關部門發出黃牌警告，安吉被列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點區域。而今，綠水青山真正變成了金山銀山。

　　二

　　過去有句民諺：“汽車跳，浙江到。”意思是，一到浙江，道路就成了“搓板”。

　　而今呢，這里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道路整潔寬敞，即使偏遠的鄉村，也實現了“三頭”——公共交通到村頭，硬化路面修到地頭，超市開到門頭。

　　統籌城鄉發展，一直是令執政者們撓頭的事。浙江通過制度創新，打破了制約發展的種種瓶頸。

　　如何改善農村住房條件？寧波北侖區吃了“第一只螃蟹”：該區新碶街道大同村的360多戶農民，一直盼望建新村蓋新房。但全村農房建設分散，每戶占地面積很大。要建設新村，既少資金，又盤不出新土地解決困難戶的住房問題。區、鎮、村三級協商，決定在大同村試行宅基地集約利用。通過村宅基地出讓，既省出了一半的土地，農民又獲得了建設資金，農民的“死資產”變成了“活財源”。建成后，大同村村民每戶平均能分到兩套住宅，而村民的農民身份不變、村里的福利不變、土地承包權不變、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分紅權不變。

　　寬敞的村道，嶄新的樓房，地處浙西南的松陽縣新興鄉外孟村，與兩年前相比，翻天覆地。走進村民陳孟法的家，兩間三層半的樓房，每層樓的衛生間都用上了抽水馬桶，每個房間都有寬帶和有線電視接口。陳孟法說：“我本來住在山上的自然村，今年搬進這幢新樓房。比起老房子，那是鳥槍換炮嘍。”

　　嘉興，還從社會保障方面把城鄉統籌推進了一步——全國最早實行了養老城鄉一體化，農村居民、城市無業者等人群全部納入保險；全國最早建立了新型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在全省農民中看病負擔最低、醫院報銷最多。

　　在浙江，城與鄉的邊界，的確已經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