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上海悶熱的夏夜，瞿秋白在北浙江路華興坊一間石庫門客堂里揮汗如雨。

　　案頭剛寫完一篇社論，這個26歲的年輕人不顧體疾，又起身取來鋼尺畫大樣。從寫稿、排字到校對，每一個環節都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直到報紙付印出版，疲憊的瞿秋白才倒在長凳上微微打個盹兒。

　　這張名為《熱血日報》的報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日報。91年后回過頭看，僅僅存活了24天的《熱血日報》，在中共的革命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跡。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敏銳地洞見到，新聞輿論工作對于宣傳黨的主張、反映群眾呼聲是何等重要。而在這張報紙之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之于輿論斗爭，已有長達數年的積淀。

　　牢牢握住輿論武器，用最振聾發聵的聲音直抵民心——這是中國共產黨，從當初一群青年頭腦中構想的藍圖，一步一個腳印，成長為具有深厚群眾基礎的光輝政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墨香里的思潮

　　故事的開端，要從那扇黑色的大門敘起。

　　南昌路100弄2號，兩扇黑色的大門輕掩。門面上貼著紅紅的“福”字，時不時還能聽見里面傳出的歡聲笑語。若不是左側的銘牌，人們或許不會聯想到眼前這間生活氣息如此濃厚的宅子，96年前曾是 《新青年》 編輯部舊址。

　　1920年初，陳獨秀南下回到上海，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新青年》編輯部隨之搬回上海。而此時的《新青年》也漸由創刊之初那本宣傳民主科學的刊物，悄然轉變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讀本。

　　變化始于1917年。李大釗在《新青年》接連發表了 《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 等幾篇熱情歌頌十月革命的文章。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將自己輪值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編成《馬克思研究》專號，發表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們敏銳地發現，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強大思想武器。

　　這時，回到上海的陳獨秀，在思想上也已發生改變。在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發表的 《本志宣言》一文中，陳獨秀指出：“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的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時候了。”

　　1920年5月1日，陳獨秀把《新青年》第7卷第6號編成《勞動節紀念號》，篇幅達400頁，整整比平時擴大一倍以上。在這本《勞動節紀念號》中，有陳獨秀親自撰寫的《勞動者的覺悟》、李大釗的 《May Day 運動史》和大量全國各地工人勞動、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以及珍貴照片，深入分析了中國工人階級，尤其是上海工人階級的工作、教育、幫會、結社等各方面的生存狀況，深刻揭露了在資本主義剝削下廣大勞工牛馬不如的奴隸生活。

　　蔡和森后來說，這本加厚的《新青年》，是陳獨秀“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志”。這一年的8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的編輯部里，組建了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為日后中共正式成立的搖籃。一個月之后，一度停刊的《新青年》雜志復刊，變身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

　　“在中國共產黨籌建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有自己階級的新聞輿論工具來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知識、發動和組織工人運動，改組后的《新青年》就是一個典型。”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黃瑚認為，《新青年》改組與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之間有著必然聯系，一方面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應運而生，另一方面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好了思想輿論準備。

　　筆鋒的交匯地

　　“賣報，賣報”，上海的街頭巷尾，報童叫賣聲此起彼伏。人們從報刊中習得了“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等最前沿的理論綱要，更了解到了一個親切、進取，又充滿力量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

　　自《新青年》起，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陸續又有一大批報刊、通訊社選擇“落地”上海。它們有一 個 共 通 的 特點——都是在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或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下創辦的。

　　在上海市社聯主席、復旦大學原黨委書記秦紹德看來，政黨報刊的興盛，與當時上海租界這一特殊區域密不可分。

　　“這里遠離封建統治中心，有帝國主義租界的庇蔭，封建統治者對媒體及輿論的管控與限制往往鞭長莫及。”秦紹德在《上海近代報刊史論》中寫道，“報刊在這里得到平穩的出版，宣傳活動也在這里得到比較充分的開展，因此上海的政黨報刊比其他地方發育得更健全一些。”

　　從《勞動界》到《共產黨》，《勞動周刊》、《先驅》再到《向導》，還有包括《前鋒》、《中國青年》、《中國工人》 ……重要刊物紛紛云集上海出版，使之成為當時的輿論重鎮。“作為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新聞事業中心，上海擁有很多的印刷廠、出版社，為黨的報刊活動提供了印刷、發行等便利條件。”黃瑚指出。

　　除了這些“硬件”的完備，人才薈萃也為上海辦報打下了優越的“軟件”基礎。“五四運動后，陳獨秀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為擺脫軍閥迫害來到上海，為黨報創建與出版提供了一大批人才。”

　　“這些報刊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并使之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籌建中國共產黨，發揮了集體的宣傳者和組織者的作用。”黃瑚說。

　　而在報紙刊物蓬勃發展的同時，共產黨領導人也逐漸掌握了一套輿論宣傳的路徑與規律：“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發動群眾力量，并在工人中組織活動，這些特點都讓這一時期的報刊貼近了時下所需，從而更好地為組織發聲。”

　　趨向成熟的傳播

　　如今的浙江北路華興路56號，已成為一處居民住宅。門前那堵斑斑駁駁的舊墻，仿佛在回憶著曾經的風云年代。

　　1925年5月15日，工人顧正紅被日本資本家槍殺。由此上海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學生游行示威。5月30日，當游行隊伍行進至租界老閘捕房附近時，英國巡捕開槍鎮壓，當場打死13人，傷數十人，五卅慘案發生。

　　當時上海已有《申報》、《新民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等9家大報，但關于“五卅”的輿論卻近乎死寂。為打破租界當局輿論封鎖，推動反帝愛國斗爭，中國共產黨決定創辦《熱血日報》，以及時指導斗爭。僅僅籌備4天即宣告問世的《熱血日報》，如一顆驚雷砸向申城大地，點醒了人們沉睡的意識，推動五卅運動迅速席卷全國。

　　在這間只有一張白木長桌和幾條長凳的客堂間，瞿秋白與編輯們每天接到的來稿、來信，以及接待的上門訪談者數以百計。出版至第10期，《熱血日報》的銷數即達3萬份，超過具有10年歷史的《民國日報》。

　　瞿秋白在解釋《熱血日報》名稱的來由時說，創辦這份報紙的目的是希望用“上海市民的血，引起全國人民的熱血，用現在人的熱血，引起繼起者的熱血”，因為“解決問題的，只有熱血”。他甚至以“熱”、“血”、“沸”、“騰”、“了”5個單字作筆名，連寫了23篇短小精悍的時評。

　　而這種反帝愛國宣傳相當程度上撼動了軍閥政府的統治。1925年6月28日，軍閥政府強行查封了該報，出版24期的《熱血日報》被迫停刊。

　　但《熱血日報》的影響卻至為深遠。“從銷量來看，短短兩周不到的時間，《熱血日報》的發行量就已突破3萬份，這是辦報史上一次偉大的成功”，上海市檔案館研究員張姚俊認為，這代表著“年輕的共產黨領導人已經具備了洞悉并引領輿論走向的能力。”

　　從《新青年》改組，到《熱血日報》橫空出世，可明顯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對于輿論工具的使用已從理論傳播向革命實踐漸進轉變。“在此過程中，政黨報刊的讀者數量在不斷增加，從原本的知識青年群體，擴大為商人，包括勞工在內的普通工人階級。這表明通過運用宣傳工具，我黨的政治主張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逐漸深入民心。歷史已經作出驗證，堅持抓好新聞輿論工作，對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張姚俊說。（本文源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