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幾位地方政府的同志談及改革進程，有人說：改革能釋放制度紅利，當然是好事；也有人認為，一些改革會導致經濟增速減緩，改革難度不小，應該先放放。他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例，認為在推進農民向市民身份轉變過程中，會涉及大量社保、教育、醫療、保障房等投入，成本太大，收益太少。

　　無獨有偶，近期有輿論包括部分國際媒體也持此論調，認為中國改革與增長是“此消彼長”：推動改革就必然犧牲增長，因此要“學會做改革的選擇題”，選擇標準就是那些能“立竿見影”的。

　　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選擇好路徑和突破口確實必要。但上述觀點本質上將改革與發展對立，夸大了改革成本、低估了改革收益，容易誤導市場和決策者，導致改革行為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對當前全面深入推進改革十分有害。

　　那么，到底該如何評估改革的成本和收益？以推進農民市民化為例。在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作為新型城鎮化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向城市轉移，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研究表明，從2011年到2020年，如果我國每年勞動參與率提高1個百分點，GDP潛在增長率將提高0.88個百分點。同時，更多農民工能夠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有助于緩解勞動力價格增速過快的現狀，有助于減少勞動力地區間的潮汐式遷徙。僅從以上幾點就能看出，戶籍制度改革絕非“賠本買賣”，不僅不會阻礙增長，還將成為增長動力。只是其改革收益并非立時體現在GDP或稅收增長上，而是需要必要的政策傳遞和市場消化。

　　在實踐中，之所以出現將改革與增長割裂甚至對立的認識，部分是因為有些人對經濟發展規律把握不準、認識不清，也有一部分特別是少數領導干部，存在著政績觀的偏差，過于看重當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能夠快出政績、快見成效的就干，需要費力氣、打基礎、圖長遠的就拖。這種改革上的“功利主義”，與前些年發展中盲目追求GDP增速的“增長主義”，看似有所差異，實則同根共源，具有同樣的危害。

　　當然，堅定“改革有助增長”這樣的判斷，并非不重視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現實，對一些深層次改革可能導致的陣痛也要清醒認識、提早應對。正確分析改革的成本與收益，有助于減少外部干擾、凝聚改革共識，特別是防止改革中出現的“短視思維”和“功利主義”，從而加快推進某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摘編自3月28日《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