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文化被納入到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中。近期，國務院接連下發一系列文化領域的指導文件，推動中國文化發展進入了重大機遇期。

　　如何在保持文化活力和社會彈性的同時，推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調整文化領域各種社會關系，保障公民文化權利——這要求必須盡快從立法層面清障，通過立法將黨和政府關于文化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固定下來，成為人們普遍的行為規范；必須加快制定體系化、前瞻性、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來管理文化領域各類事務；必須盡快通過健全的文化法制體系，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自1999年的《文化立法綱要》出臺至今，15年來，我國文化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著作權法》進行了二次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國電影法》（征求意見稿）《旅游法》和《文物保護法》等法律及其他一系列部門規章相繼出臺。可以說，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逐步形成，文化市場法規體系趨于完善，公共文化保障立法正在推進。但隨著中國近年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已與《文化立法綱要》出臺時大不相同。文化立法必須及時跟上社會發展的節奏，符合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發展的客觀形勢需要。

　　加快文化立法，是“五位一體”建設的需求。截至2013年8月，我國立法總數約38000件，其中有關文化的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數量約1042件，占全部立法的2.7%。其中現行的文化領域法律約占全部現行法的比例為1.68%，與之對應，經濟領域法律、政治領域法律、社會領域法律和生態環境領域法律分別占全部現行法的比例為31.5%、52.1%、7.56%和7.56%。文化立法工作的嚴重滯后必將阻礙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一體化建設工作的協同推進。

　　加快文化立法是與國際接軌的需求。在文化領域，中國已經批準加入的公約包括《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等。但目前國內的文化法規條文與國際公約未能很好銜接，開放度不夠。根據“條約必須信守”的國際法原則，中國必須制定并調整國內的文化法律法規，與國際公約保持一致。同時，在國際交往中，法律建設是重要環節，文化法律的缺失和立法層次的不高，對中國要建立的國際大國形象極其不利。而通過立法和法律手段來依法有效地保護我國的文化主權和文化安全，能更平穩的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

　　加快文化立法，是處理文化領域新興事務的需求。現行文化立法內容的前瞻性和涵蓋面不足，導致在面對當前文化領域出現的新問題、新興文化業態、新興文化經營模式、融資模式等，在監管時往往存在法律的空白點或灰色地帶，權利和義務無法認定、無可遵守的規范。長此以往，必將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加快文化立法，還是保障公民文化權利的需求。現有的文化立法局限于當前文化行政管理體制，更多地被視為文化部門管理和規制文化事務的手段，帶一定的部門利益色彩，缺乏保障公民文化權利的制度設計。而公民的文化權利必須通過文化立法來保障，必須從法律層面對保護公民享有文化成果、保護公民參與文化活動、保護公民開展文化創造以及對文化藝術創造所產生的精神和物質利益設定具體法律條例。

　　我國文化立法空白點尚多，諸多文化領域尤其是新興文化領域仍無法可依，各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存在沖突，中央和地方性行政規章缺乏內在一致性，國內的文化法規條文與國際公約未能很好銜接。因此，從國家層面擬定一套統籌文化發展的基礎性法律，構建完整的文化領域法律體系已刻不容緩。（范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