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兩次觀看了一部僅投入200萬元的小成本電影《臘月的春》。影片極平實地講了一個當今發生在甘肅貧困農村的“雙聯”故事——市級機關青年干部劉為民到農村基層貧困戶臘月家扶貧，展現了普通農民和干部的精神面貌，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落到了實處，用藝術化的語言詮釋“中國夢”的深刻內涵——這里既有臘月為讓弟弟上大學、讓爺爺健康長壽的出彩的夢，也有劉為民樂善好施、一心為民的慈悲為懷的夢，更有包容了臘月和劉為民的夢在內的脫貧致富的民族的夢，國家的夢，為電影創作昭示出一條珍視中國電影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和基本國情的、有著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因此，《臘月的春》雖藝術上尚有升騰的廣闊空間，但在當下仍然不失為一部值得關注的作品。然而，這樣的影片卻難上電影院線，難與廣大觀眾見面。究其緣由，就是沒有好的票房前景。于是乎，“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產生的影片卻不能讓“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徹底落到實處。這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深思么？

　　恐怕遭遇《臘月的春》如此境況的，還有許多。如《額吉》《愛在廊橋》等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的優秀影片都享受過“一日游”甚至“一場游”的待遇。一生心系電影、拍攝過《人生》《老井》《首席執行官》《變臉》等力作的著名導演吳天明最后一部傾心之作《百鳥朝鳳》直至他去世也未上電影院線。

　　竊以為對“票房”，我們應該保持清醒態度。無論是電影創作，還是影院排片，都不能唯票房成績馬首是瞻。馬克思在名著《資本論》里精辟揭示，一切資本運作的最大原則概莫能外，都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藝術作為人類以審美去把握世界的方式，中外美學家都認同“審美的最佳境界是超功利”。一個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一個要倡導超功利，于是乎，馬克思的結論出來了：“資本生產對于精神生產的某些部門說來，如藝術、詩歌相敵對。”所以，如果我們在電影資源配置上，過度相信市場作用，而忘記控制其負面影響，將出現嚴重后果。

　　況且，票房是否有代表性，也值得質疑。據調查，時下的票房貢獻者主要集中在20歲左右的群體。“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當然不是僅指這一群體。回想上世紀80年代，筆者在影界工作，那時候電影觀眾年上座人次為293億左右，是去年年觀影人次的幾十倍，涵蓋著工農兵學商和知識分子，干部隊伍及老中青少四代觀眾。只不過因當年幾毛錢一張的電影票價不如當下的幾十元甚至過百元一張的票價貴罷了。可見，電影產業雖然在這二三十年間得到了飛速發展，票房收入猛增，但觀影人次上卻不敵當年，這說明現在的票房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觀影需求，我們的電影產品還不夠多樣化，廣大中國觀眾的觀影熱情還需要被進一步挖掘。

　　中國觀眾不僅需要好萊塢大片式的感官刺激，更需要具有中國特色審美品位、深入中國當下人們現實生活、能與觀眾實現思想交流和心靈溝通的作品。我們還是應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民族獨特的電影發展道路，堅守中華文化倡導的代代相傳至今仍有生命力的電影審美觀和價值觀，這是最為緊要的無價之寶。切莫在21世紀人類正在經歷的這場文明大戰中，為了票房，忘記對中華文化的電影審美觀和道德觀的堅守。　（仲呈祥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