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領域有三件事，頗受關注。一是北大師生就校方舉辦“燕京學堂”展開激烈的討論，并反對將靜園作為燕京學堂的宿舍；二是清華學生為一名被“非升即走”政策淘汰出局的講師寫請愿書；三是南科大首屆學生中有兩位提前畢業拿到“學位證書”，但他們的“學位證書”不是國家授予的，而是南科大自行授予的。

　　從這三件事中，我看到了中國教育改革的希望。一直以來，我們期待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但從現實看，推進教育改革的力量，更多來自第一線的教師、學生。這三起事件中師生們的表現，都反映出目前的大學師生，已經不再“逆來順受”，完全被動地接受上級部門的安排、校方的政策、規定，而是據理力爭，維護教師、學生的權利，進而推動學校決策的完善，為整體教育改革積聚力量。

　　對于北大“燕京學堂”引發的討論以及校方對此事的處理，有輿論稱這是學校民主決策的一次嘗試，也是民意的勝利。從結果看，似乎是如此——最新的消息是，校方已宣布放棄在草坪下修建教學設施，同時，明確靜園一至六院不再作為燕京學堂宿舍——但如果從整個事件的肇始看，則會發現，事先學校并沒有就該計劃聽取師生的意見，包括要不要建“燕京學堂”，怎么建等等，就由校方拍板決策，之后才引起師生的關注，反對聲四起。

　　這其實是學校缺乏民主決策的結果。如果事先有充分聽取師生意見，包括把方案提交教授委員會、學生委員會討論、審議的過程，事情就不會發展到后來的地步。而學校重大辦學事宜，必須充分聽取師生意見，這是辦學的常識。遺憾的是，漠視師生權利的做法在高校中普遍存在。

　　北大師生對“燕京學堂”計劃的積極建言，讓社會看到了師生對學校重大辦學決策的參與、表達意識，是推進學校建立民主決策機制、實行民主管理的重要力量。因此，其價值和意義，不僅體現在“燕京學堂”計劃被調整，而在于重建學校的管理、決策模式。在此基礎上，師生才能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教育和學術權利。

　　而清華學生寫請愿書挽留教師，也是對自身權利的“救濟”。有論者認為，清華大學“非升即走”政策，是多年前就制定的，沒有達到規定要求的教師被轉崗、淘汰，是規則使然，對此，大家應該有“契約精神”。還有論者認為，國外大學也實行“非升即走”政策，清華這樣做無可厚非。可問題是，多年前清華這一政策，是誰制定的，充分聽取過師生們的意見沒有？

　　再者，國外大學普遍實行現代大學制度，學校實行董事會（或理事會）治理，校長沒有行政級別，由對董事會負責的校長遴選委員會公開遴選，學校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是最高的教育和學術權力機構，學校行政不得干預教育和學術決策，而是執行教育決策、學術決策，這與我國的大學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簡單對比容易鬧笑話。

　　學生向校方表達意見、參與學校決策，這本屬于學生自治范疇（這也是現代大學制度的重要組成），但在我國高校，學生表達意見、參與決策的渠道并不暢通。學生會組織在行政治校體系中，有的淪為附庸，職責是向學生解釋校方決策，配合學校執行政策。

　　南科大的首屆學生，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們本可以參加一次象征性的高考，然后獲得由國家授予的文憑，但他們拒絕了高考，只拿學校授予的文憑。雖然在這屆學生之后，南科大的招生、學位授予都已經被納入計劃體制，但這屆學生的存在，向世人說明，自主招生、自授學位，在我國其實是行得通的，學生的培養質量也可以得到保障，實施這一改革的關鍵，在于行政部門愿不愿意放權。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權：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學校行政向教師、學生放權。但放權的改革艱難而緩慢，這就需要學校向政府爭取屬于學校自身的權利，也需要師生積極維護自身的權利，這一過程就是推進行政放權、提高學校現代治理能力、建立民主管理的過程，也是教改的希望所在。（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