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良性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應是不“鬧”也能達成公正。若是再來個“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必會給未來的醫療糾紛處置樹立不好的標桿。

　　8月10日下午，湖南湘潭縣婦幼保健院一名張姓產婦，在做剖腹產手術時，因術后大出血死亡。這一事件因“主治醫生、護士全體失蹤”在網絡掀起軒然大波。

　　經由媒體的報道，醫患雙方的對立緊張關系不難窺見：產婦的家屬認為，產婦是非正常死亡，醫院在搶救方面存在問題。而湘潭縣衛生局則否認醫護人員全體失蹤，稱當時“搶救已完成，只是在休息室”。

　　有媒體報道稱，醫患調解正在進行中，家屬索賠120萬，院方暫不能接受。調解是醫患雙方的權利，達成調解的關鍵是雙方找到可以接受的利益共同點。索賠金額差距懸殊之下，既需要雙方在化解糾紛上的智慧，也需要雙方在達成共識上的相互妥協。

　　當然，若最終未能達成調解，也有糾紛化解之道——比如訴諸司法。醫院對產婦死亡是否應承擔責任，如應承擔，責任又為多大？這些關鍵問題的求解都在雙方的嘴仗之外。專業的醫療事故鑒定機構給出專業的答案，當更具有公信力。

　　在醫療責任的確定上，“主治醫生、護士全體失蹤”并不是判斷的關鍵。在醫患關系仍顯緊張的大背景下，遇上了親屬死于手術臺的殘酷現實，家屬的情緒失控不難理解。而在家屬情緒失控并伴有過激行動的具體情境下，當值醫生護士紛紛選擇逃離也得到了同為醫護人員的網友的同情。不少醫界大V就發聲支持“要是我，我也跑”。這是醫患緊張關系仍無解的尷尬現實，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殘酷。

　　不管醫生護士的躲避或“逃離”有多么令同行同情，我仍要指出，保障產婦家屬的知情權，以及在產婦死亡后與其家屬保持溝通仍是醫院應盡的職責。對于醫方來說，出現了產婦死亡的嚴重事件，不管其中有沒有醫療過錯或醫療責任，第一要務都應及時與死者家屬溝通。在此事件中，醫院卻繞過就在醫院的產婦家屬，打電話將病危情況告知產婦所在鄉鎮，由其轉達村衛生室，再轉達村婦女主任，再轉達村支書，最后傳到就在醫院的產婦父親那里時，已經從下午4點多到了晚上8點多。如此七彎八繞，表面上看醫院是避免了與產婦家屬的直接沖突，事實上，卻在激化在場家屬們本已爆發的情緒。這次事件的升級，與院方的危機應對不當有很大的關聯。

　　而對于死者家屬來說，第一要務理應是查明死亡真相，告慰死者亡靈。對手術室破門而入，在醫院設立死者靈堂，都是“醫鬧”的具體表征。糾纏于“醫生失蹤”，對于醫療責任認定也沒有絲毫促進作用。媒體對此過度渲染，也在客觀上轉移了醫患關系緊張的核心議題——醫療責任。一個良性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應是不“鬧”也能達成公正。若是再來個“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必會給未來的醫療糾紛處置樹立不好的標桿。在自媒體時代，湘潭這一事件的最終化解，一定不在那些醫患雙方仍然存在的分歧，而在于為客觀、公正解決醫患糾紛提供雙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王灝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