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搖滾音樂人崔健執導的首部劇情長片《藍色骨頭》正在公映，有關影片藝術水準高下的話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討論。面對質疑，影片的攝影指導杜可風說：“我們都是有心的人。這個電影不要看敘事、結構什么的，只要看他的意圖就好。”和崔健相交多年、卻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老申也說：“技巧不重要，重要的是情懷。”問題是，對于電影這種需要依靠敘事和結構等其他形式元素傳達情懷與意圖的媒介來說，不讓看這，不讓看那，那究竟讓觀眾看什么呢？

　　事實上，《藍色骨頭》的故事并不復雜。影片以一首歌作為線索，以主人公鐘華的旁白敘述為依托，以主人公父母的愛情故事為框架，試圖將歷史與當下、幻象與現實間的幾段時空連綴起來，折射出人生的意義與精神的歸宿等命題。客觀地說，這樣的素材如果交到一位有經驗的電影創作者手里，會處理得更加清晰流暢，而該片給人的直觀感受卻不太像一部電影。首先導演想要表達的東西似乎很多，音樂、歷史、記憶、生死、愛情、親情、網絡、商業等，卻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核心意念將其穿插組織起來，以至于很難弄清影片的落腳點何在。其次，片中角色功能定位有些模糊，人物缺乏戲劇性動作，行為動機有點勉強。再者是情節有些渙散，結構比較松散，敘事邏輯紊亂，電影語言生硬。一句話，導演尚不具備組織協調各種形式的電影元素的能力。再好的情懷與理念，如果不能通過高效、合理、準確的技術來實現的話，也只能是創作者的一廂情愿。正像搖滾自有搖滾的章法，電影也有電影的門檻。跨界做電影的人必須深諳電影的基本理念與思維，掌握電影的基本語法與技巧，才能談到電影創作的多樣化等其他問題。畢竟，電影并不只是拍出幾個漂亮的畫面那么簡單。

　　放眼當下中國電影創作，從各種領域跨界而來的人比比皆是，作家導演、演員導演、編劇導演、歌手導演、老板導演以及從電視綜藝欄目轉型的導演等等，大有“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意思。所謂一白遮百丑，市場的繁盛掩蓋了很多創作上的問題，刺激了更多人加入導演行業一試身手，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客觀來看，這些導演的作品雖有亮點出現，但總體水平還很難跨越電影藝術那道隱形的門檻。首先，有些跨界導演對當下電影創作潮流和趨勢不太熟悉，對符合這個時代特征的電影語言更是陌生，很多細節處理都流露出“無知者無畏”那種“外行的自信”。其次，有的跨界導演缺少當代電影的基本思維，對電影作為“文化商品”的媒介屬性認識不夠，沉迷于將電影當作類似書寫和繪畫那樣的個人化的表達工具。比如作家導演韓寒的《后會無期》就像一首節奏拖沓、沒有高潮的個人抒情詩，在與觀眾溝通上存在障礙。再次，有些跨界導演甚至只從利益出發，不顧電影類型的規范和內在機理，用生硬的電影技術對類型成規生搬硬套，用狗血劇情和廉價橋段炮制沒有下限的作品，《富春山居圖》即是如此。還有的跨界導演對導演應該肩負的社會責任沒有足夠的自覺意識，忽視了電影傳播正確價值觀、摒棄不良價值觀的社會功能。如作家導演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就將過度消費與努力奮斗的價值觀混淆起來，無異于將青年觀眾置入迷津。此外，某些從熱播電視綜藝欄目轉型的導演，其作品缺少“電影感”，被網友戲言為“打開銀幕看電視”。從營銷的角度講，這些跨界導演的作品大都是“事件電影”，簡言之，它們的話題性遠遠超過電影藝術本身，雖然獲得了可觀的票房，卻無形中拉低了電影藝術的整體水平。

　　電影創作到底有沒有門檻？答案是肯定的。誠然，中國電影需要更多的跨界力量帶給觀眾新的審美體驗和娛樂體驗，但跨界首先必得跨過基本的技藝門檻，否則就會給中國電影制造混亂。再回看《藍色骨頭》，正如片中那首《迷失的季節》所喻示的，崔健其實已經迷失在他為自己和觀眾建構的那個電影迷宮里：看的人累，自己解釋也累。希望跨界導演們在著手創作之前能慎之再慎，多學多看，積累更多有關電影技術與藝術的知識與經驗，也希望中國電影盡快走出這“迷失的季節”。（張斌寧 浙江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