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新文學常常表現人與城市的疏離？

　　●城市文學為何著力于日常生活的鋪陳？

　　●文學如何構建人與城市的親密關系？

　　●從《海上花列傳》到《長恨歌》，城市文學還有哪些可能？

　　一種城市“口吻”？

　　中國現代文學里的“城市”是個與“鄉土”相對的概念。城市被新文學“覺知”，是從切身具體的人際關系的變化開始的。以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為例，一部由幾十場宴會支撐、結構的作品，場景頻繁變換，人物進進出出，作者卻懶得交待其身世背景，顧自敘說下去。初讀者常覺一頭霧水，非要待到對陌生變動的面孔漸漸麻木了，方能進入《海上花列傳》的世界。而這豈非城市的一種特質？為完成某件事或實現某個明確的目的，人物集結聚會，事散人散，實無必要了解對方來歷或費神記住其面目。至于環境么，那不過是個辦事場所而已。

　　這讓人不由自主地懷念起老套的章回體小說，后者在人物出場之際總要鋪墊一下。不僅是為了閱讀的通暢，或遵循章回敘事的成規，恐怕還有鄉土禮俗慣性的潛在作用。費孝通講，鄉土社會“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那里的人們天然傾向構建熟悉的環境氛圍。或許可以把章回體中詳細的人物介紹與鄉里人見面時熱絡的“嘮家常”疊合起來觀察體會：后者作為農耕社會的交際原則或禮儀，并非要觸犯你的隱私，而是想經營一種“有機的團結”，讓彼此摩挲浸潤在“熟悉”里。以此看《海上花列傳》，在抽離土地、無視環境變化的人際交往中，能依稀觸摸到城市的現實紋理，而敘述人處變不驚、流暢故我的聲腔口吻表明，這似乎已是個老到的城里人了。

　　一種現代“想象”？

　　學者范伯群、欒梅健曾主張將《海上花列傳》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標志，且不論這源點是否精確，但城市與文學的現代想象（尤其是對現代中國的預設）密切相關卻毋庸置疑，《子夜》里的“上海—中國”模式即為突出的代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海上花列傳》與后來城市書寫中常見的漫游者、流浪者視角，對當下的耽溺、欲望的張揚及人心的隔膜等主題勾連起來。不少學者感嘆新文學史上甚少典型的城市文學，大部分作品中的城市僅是個相關背景，與城市構成內在關聯的文本難得一見。這聽來不無道理，但怎樣才能完整全面地展現城市？像上世紀90年代邱華棟、張生那樣把故事落腳在城市且遍布城市真實地名的作品，算是城市文學的理想范本嗎？

　　這就涉及實存的城市與書寫之城的區別。我們對城市的理解與呈現，建立在大量的城市意識與城市知識之上。在我看來，人與環境的疏離（即城市淪為相關物）恰恰是城市文學的關鍵特性。它是離家的文學，出走土地的文學，孤獨個體的文學。

　　在鄉土社會，土地絕非單純的耕作對象，它是老伴、盼頭和信仰，一個可通感交流的靈性同類。土地與棲居其上的以鄉族為單位的人群構成了神圣的、具有融匯的愛之意味的整體。耕作土地的過程，讓家與血脈的人際關聯、敬畏天地及天人合一的意識深深嵌入個體的心坎，而城市與人卻沒有這種牽系。為什么城市的書寫總是趨于破碎？為什么城市老是淪為背景或相關物？理由很簡單：這里不是家，不是“我”的土地。不再有禁忌與畏懼，城市如同一片去魅、物化的場所組合。日漸繁瑣的職業分工更加劇了人與城市整體（包括風景與他人）的隔膜。用學者殷慧芬的話：“我們很少把自己看作城市的主人。我們永遠認同自己的籍貫，盡管城市已經成為我們生命的載體。”

　　有時候對城市地名張口即來的書寫，也僅是變相的城市漫游者行為。敘述人愈是頻繁地列舉地名，愈是暴露了身為外來者的他與城市的疏離；那不無好奇、鉆研批駁的觀看便是疏離的標志。無論哪種書寫模式，城市的對象化、景觀化都是無可逃脫的宿命。變換的僅是態度：或欣賞同情，或困惑失據，或針砭撻伐。這種狀況迄今仍未得到根本的扭轉，我們對城市的想象，奠基在無可救藥的“他者化”的對立思維上。時下熱鬧的城市底層書寫便是顯例：對底層的關懷焦慮，須借助獵奇暴力的風景涂抹，這究竟是痛惜還是輕慢？

　　縱觀新文學的歷程，城市文學每每與現代派或現代主義一路糾葛，如上世紀30年代的新感覺派，80年代劉索拉、徐星的作品，以及近年來格非、徐則臣、葉彌小說中對城市人生存狀態的叩問等。這并不意味著城市系現代派或現代主義意識的“副產品”，恰恰相反，城市文學的精神實質就是現代邏輯本身。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從土地、自然中的剝落。和諧共生、敬畏神圣的存世之道崩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主客分離基礎上的疑慮戒備、分析計量的姿態。二是現代個體的放逐與重構實踐。一個從土地離析出的看似獨立又漂泊無依的個體，可謂城市現代性的最大杰作與悲劇。就此而言，《海上花列傳》里的趙樸齋與路遙《人生》里的高家林實為同一譜系的人物。一個念念于我的現代主體日益壯大觸目，世界（包括土地、環境與人群）成為他的背景或相關物。

　　一種生活“回歸”？

　　新時期以來，城市的書寫出現了一種新的構思傾向：把自我安頓于日常生活中，著力于日常生活的鋪陳。從劉震云、池莉領銜的新寫實的城市書寫，到王安憶的《長恨歌》，以至滕肖瀾的上海故事，蔣一談、帥澤兵的白領小說等，都屬于這一類型。日常生活的出現，系城市文學向自己出生地的一次“回眸致意”。創作者試圖通過日常生活的發掘來彌合人物與環境的割裂，其實質是要把城市當成家來組織營構，一種回歸土地、克服孤獨的潛在沖動。這從《長恨歌》中王琦瑤的生活軌跡可以體會到：王從上海小姐的繁華舞臺上退隱，從轟轟烈烈的歷史中抽身后撤，一直撤到逼仄卻充滿油煙氣的平安里。其人生走向就像一則華麗的人類回歸母體子宮的寓言。平安里，這名字多像家的呼喚！而王琦瑤正是在這個現代飄搖變換的景襯里開啟了她真正的居家傳奇。

　　孫甘露曾說：“上海也是某種意義上的鄉村。”但誰知道“某種意義”的字面下隔著多少山山水水！不少人指責當下的城市構思沉湎于欲望尤其是性欲的抒寫，殊不知其中亦蘊含著城市文學自我反撥、救贖的努力。在城市的文學構思中，救贖與欲望并非對立的兩極，就尋找家園替代品的角度而言，欲望的追逐中本就隱含著不自覺的救贖因子。我們需要制造某種貼近、切膚的體驗來構建熟悉的氛圍，這便是城市書寫糾纏于欲望的原因。只有在彼此的撫摸熨帖中，才能說這是真實的，是我能理解掌握的。而這豈非瞬間的鄉村、家園？

　　“城市”能否“回家”？就城市文學的誕生及當下的寫作來看，“城市”的回家或救贖之道很難在其內部完成，倒是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生態小說里能看到某種救贖的希望、價值的借鑒。這并不意味著城市一定要退回自然或鄉村，但必須反思我們觀察的態度、立場以及那堅執的自我或主體邊界。否則，城市文學的書寫將難免陷入格式化繁衍的沼澤。(李丹夢)

　　作者簡介

　　李丹夢，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著有《文學鄉土的地方精神》《欲望的語言實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