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扶不扶》，用城市里常見的生活場景，以滑稽、搞笑的喜劇形式，向觀眾提出一個道德話題。這個節目的編創，小中見大，把俗提升為雅，轉輕松為嚴肅，是健康向上、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優秀文藝作品。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遇到“扶不扶”的現象。由于社會風氣的變化——我們也不必說人心不古；舉手之勞，有時頗費躊躇：假如被扶者以怨報德，嫁禍于我怎么辦？——《扶不扶》的情節，就在這種彼此心思不同的誤解中展開。其實，當我們對生活中的小事進入要判斷的階段時，已經顯現了社會病。“判斷”的思維過程，導致我們對社會現象的焦慮和痛苦。在地鐵車廂，在地鐵出入口，上班族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一男一女，男的手持麥克唱歌，女的背一個小孩專司收錢。你每天都遇到這樣的流動式家庭文藝小團隊，你會每天伸出援助之手嗎？如果你不掏錢，婦女和她背上的小孩已在考驗你的“不忍之心”，而唱歌的男性已給你提供了服務，怎么辦？到你出了地鐵，在出口臺階上，每天都有幾個職業乞丐在作揖磕頭。他們營養充足，紅光滿面，膝蓋下墊著厚厚的棉墊——有完善的“勞保設施”；看到這個天天相遇的城市風景，你還會再掏一次錢，連續表示愛心嗎？——這都是《扶不扶》提出的道德話題和對人心的測試，也屬于“善惡”的哲學范疇。

　　在先秦哲學史里，孟子和荀子早就提出“善”與“惡”的命題。孟子主張“人性善”，并以“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的假設來證明他的主張。荀子認為“人性惡”，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這兩位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對人性的觀察點不同，只是所操之術各異，本質上都是讓人走向為善之路。孟子是讓人盡性發揮人固有的善，也就是《孟子》里著名的“四端”；荀子是要以“禮”、以外部的強制力量控制人無限的欲望。在人格修養的道路上，他們是殊途同歸。

　　天性善良的人，看到不幸的人和事，自然生發惻隱之心，并會伸出援助之手，但有些社會現象，比如健康的正常人專業乞討，有關機構則應勸阻，教育他們要以誠實的勞動求生存，不能讓變態的事成為常態。我們不能譏笑這些人，滋長他們的對立情緒。我們也不能冷漠，對不和諧的音調充耳不聞。至于在公共場合相互幫助，做事說話想想他人的感受，“扶不扶”不再成為問題，都應是文明社會本該有的正常現象。在車站、銀行、住宅區和所有公共場合，治安管理部門，不必過多地宣傳廣播“不要把行李交給不認識的人”、“不要接陌生人的電話”“不要……”什么，常年強烈地制造人與人不信任的氣氛——雖然他們的用意是好的。

　　戲劇小品，要在幾十分鐘里贏得觀眾的喜歡，談何容易！假如在贏得觀眾笑聲的同時還能提出嚴肅的思考，那就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雖小道，亦有可觀焉”。《扶不扶》做到了這一點，受到觀眾長久地喜愛。我認為，越是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就越是要考慮受眾的正向感受，因為一切文藝作品，都具備輔助社會教育的功能。笑，不僅僅是生理心理反應，更是作品的社會效果。（衛建民）